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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银钱比价波动与官吏贪污手段

晚清银钱比价波动相当激烈，引起的社会经济混乱也是相当严重的。各级地方官吏利用银钱比价波动造成的经济混乱，明抢暗夺，大肆贪污，很有时代特点。本文拟就一问题进行专门的评述。
一．晚清银钱比价波动的概况
在晚清商品市场上，依法充当主要交换媒介的银两与制钱之间的比价变动十分激烈。从乾隆中期到宣统皇帝统治宝座被推翻的近一百五十年间，银钱市场比价始终在激烈变动之中，不是银价持续不断地上涨，便是银价相对大幅度下跌，其间几乎没有相对稳定时期。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1．从乾隆三十年到咸丰四年（1766—1854年）是银钱市场比价长时期大幅度上涨时期。这一时期，金融市场上的银钱兑换率的变化原因非常复杂。总的来说，洋铜价格的相对下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贵重金属（白银）排挤不太贵重的金属（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制钱自身相对减重与白银被大量偷运出境，在不同时期分别起着不同作用。每两纹银价钱由800文左右上涨至2600文以上，这是晚清第一个“银贵钱贱”时期(所谓“银贵钱贱”，是指银价不断增昂，钱价相对下跌的一种趋势，不是指银钱与其它物价的购买力。关于本时期“银贵钱贱”的原因，请参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上。《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一文。)；
2．从咸丰五年到同治四年（1855—1865年），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国内商品经济的生产与流通，使大的商业活动陷于停顿；战争又使大量窖藏的白银突然加入流通领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社会对银两与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导致银钱市场比价突然大幅度跌落，每两纹银由价钱2600文左右急剧下跌至1200文上下，这是晚清出现的第一次“银贱钱贵”的时期(所谓“银贱钱贵”，是指银价相对升值，制钱相对银两贬值的一种趋势，关于这一时期银价暴跌的详细情况和原因，请参考拙作《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问题》，见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3．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一年（1866—1872年），由于国内战争基本平息，社会政治趋于安定，商品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社会对白银和制钱的需求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相比，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对白银需求欲不断增加，而对制钱的流通作用日渐鄙薄，从而导致二者的比价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每两白银的价格由战时的“一千一二百文”迅速增昂至1800文以上，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贵钱贱”时期。时间虽短暂，上涨速度却很快(请参见《略论同治中期银价增昂问题》，刊于《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4．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十年（1873—1904年），由于世界白银生产量急剧增加；由于世界上多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相继停废银币，改行金本位，白银被大量抛向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银价大幅度下跌，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国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的方向性变化，每两白银由1800文以上，日渐下落到“一千一二百文”。这是晚清第二个“银贱钱贵”时期(请参考拙作《论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见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
5．从光绪三十一年到宣统三年（1905—1911年），由于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白银对于黄金的比价暂时停止了下跌趋势，处于相对徘徊时期，并且有所回升；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差额和巨额赔款，使白银的总流通量急剧减少；还由于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更加强烈等原因，共同导致银钱比价再度发生变化，每两银价由1100—1400文，急剧上涨至“一千八九百文”或“二千数十文”(参见《政治官报》第552号《银价益涨州县赔累更深请仍改征银解银另收公费折》，第733《江西州县征收丁漕困难情形折》。)。这是晚清第三个“银贵钱贱”时期。
上述银钱比价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大幅度变化，严重地困扰着晚清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它不仅导致国际国内贸易严重紊乱，而且使清政府的财政收支也出现了严重混乱。清朝各级地方官吏乘此混乱，极力搜刮社会财富，欺上瞒下，贪污中饱，破坏王朝的财政制度，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到处引起社会骚动，不断加速着王朝的崩溃。那么，清王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具体是怎样利用银钱比价的波动，上下其手，巧取豪夺呢？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吏治腐败与银钱比价波动有何关系呢？这些问题应当一一得到具体的解释。
晚清地方政府加赋加税的方法多种多样的，什么“赔款捐”、“规复捐”，什么“规复差徭”、“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清史稿》卷121，总3543页。)。不过，这些不同项目的附加税一般限于临时性的局部摊派，影响不够深远。而利用银钱比价的变化，通过不断调整赋税的征收比例来增加社会负担，借机贪污中饱。这是晚清地方官吏司空见惯的比较隐蔽的贪污手法。
二．银贵钱贱形势下官吏聚敛财富的手段
在银贵钱贱时期（这里指1766—1854年，1866—1872年，1905—1911年），清朝地方官吏认识到银钱市场比价之“权”，“非官吏所能操纵，亦非奸商所能把持”，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规律。为了按时完成中央政府所规定的赋税定额，为了从中渔利，他们便以“征不敷解，州县赔累严重”为口实，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增加赋税收入：
其一，随着银钱市场比价向上波动，不断提高征收钱粮和商税的比重，这种方法叫“以市肆银价之涨落，定忙银折价之增减”。例如，同治四年（1865年），江苏经曾国藩奏定，地丁银每两按市价1400文，加上600文的“办公费”（各种名目的杂税合称），共征收2000文；同治十年（1871年），每两纹银市场价格增昂至1800余文，地方政府立即将地丁银每两相应提高到2400文，以确保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量，而不考虑百姓是否能够承受。到了光绪末年，也就是晚清第三个银贵钱贱时期，各省更是纷纷加征钱文。江苏全省三十五州县曾多次联名列表胪陈赔累不支，办公经费拮据，要求按照银钱比价在市场上增昂的幅度，加征数百文制钱(《政治官报》第71号，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一，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州县征忙赔累仍请试办加征钱文折。)。由此可以看出，农民靠出卖农产品所得到的钱文，用以交纳赋税的比例在银贵钱贱形势下是不断地加重，官府经过调整银钱比价之后，所获得的以白银为标准的财富不可能有丝毫的减少。这说明，在银贵钱贱形势下，通过随时提高对农民的征收比例，确保了封建政府对农民群众的最大限度掠夺。不过，在这里，我们似乎看不清地方官吏从中渔利的痕迹。如果我们继续深入观察地方官吏具体改变征收比例的实况，那么就会发现其极力搜刮社会财富，贪污中饱的奥妙所在。例如，同治四年经中央批准，湖北漕米每石折收制钱三千文左右，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有漕州县随着市场上银价的上涨，不断向上大幅度提高漕价比率，“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道咸同光奏议》卷34，第1689页。)。再如，同一时期的山东，征收折色也是任意浮收，“随时加增，各处征漕原系正耗分别征收者居多，至武定一带（今惠民县）从前有每石折钱至二十余千，折银至七八两者。民间不免抗违，州县浮收过多，则巧称让耗于串票内，含混注写”(《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卷一，《查覆济阳县征收钱漕折》。)。很明显，这些任意增加的浮收不可能归人国库，也不可能积累于府库，而只能注入各级官吏的私人囊橐之中。
当然，上述情况是就一般而言，在实际征收时，地方官吏对于绅户和民户也不是平均摊派的。例如，同治时期江苏“江北漕价向有绅户、民户之别，又有城户、乡户之别。绅户每石有全不完者，有收二千余文者，有收三千余文者。官吏口恨而心德之，以绅户无多，而可以作垫欠之明证。乡户、民户则有收至六七千文者，甚有收至十五六千文者，低昂悬殊，骇人听闻。”(《抚吴公牍》卷22，第63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8。)这一资料把官吏勾结地方绅士榨取农民的血汗，欺上瞒下，从中渔利的方法和借口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
其二，强调征收制钱赔累不支，实行“征银解银”措施，这被称为“不居加赋之名，阴收加赋之利”。一般说来，当银钱比价最初向上波动时，地方官吏主要采用调整提高征收银钱比例，来保证聚敛社会财富的绝对数量。但当银钱市场比价持续大幅度上涨时，地方官吏感到把握不住银钱比价上涨的势头，预测不到银价上涨的高低，而又不愿承担擅自加赋的责任，为了争取更大的机动性，他们便推行“征银解银”措施，拒绝接收农民上交的制钱，而勒收银两，以不变应万变、这种手法通行于道咸银贵钱贱时期，在第二、第三次“银贵钱贱”的中后期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商民完纳粮课，均须重价易银”，也就是说当时的纳税者在出卖自己的产品之后，所得到的制钱还必须兑换成银两才能上交。例如江苏各州县“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大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相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请陈民间疾苦疏》。)同治中期银价上涨到一定高度之后，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也都相继提出了不收制钱，“改收银两”的请示，并且还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宣统时期江西、江苏等省也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政治官报》第359号，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端方等奏宁苏两属上下忙改为征银解银另收公费折。)。
实行“征银解银”，表面看来只是为了避免州县官员的赔累，确保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究其实质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搜刮社会财富。因为在实际征收过程当中，地方官吏不仅对于银锭的成色进行苛刻的挑剔，而且还要加上折耗、运费等名目，每征地丁银一两，通常要提高到一两六七钱，一两七八钱不等。道咸时期人们尖锐指出，这种方法是“不居加赋之名，阴收加赋之利”(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4，第9页。)；宣统年间亦有人揭露指出，这种方法是“外无加赋之名，而内有加赋之实”。地方官吏对于农民征收赋税，不要制钱铜元，不要官票钱钞，专门勒收银元，所收银元借口成色不足，每枚银元必短作三四百文，或五六百文，丝毫不顾及农民的承受能力。
清朝中央政府也深知其弊，承认“州县征解未免暗中亏折，而又不能于定价之外以取盈，于是不收铜元，专收银元。复将银元亏折钱价，往返扣折，强抑勒索在所不免”(《政治官报》第858号，《度支部奏遵议御史萧丙炎奏各省丁漕未能持平请严加整顿折》。)。而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纵容地方官吏搜刮民财，贪污中饱。
三．银贱钱贵形势下官吏聚敛财富手段
在“银贱钱贵”时期（即1855—1865年，1873—1904年），晚清各级地方政权一般采用固定银贵钱贱时期的征收比例，强调征收制钱，对农民实行最大限额的剥夺。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每两银价由二千六百文急剧下跌至一千一二百文，或一千三四百文，各省州县征收地丁一般仍按银贵时的水平强迫农民交纳制钱。光绪三十年前，银钱市场比价徐徐下落，而官定银钱征收比价却长期不变，“不随市价升降”。四川银价每两落至1200文以下，而征收比例“仍以二千文算纳”(《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575页。)。根据时人记载，这种情形，“凡折征省分皆是”。军机大臣王世铎指出：“从前银价甚昂，折钱较多，而民不为累。今则银价日贱，折钱照旧而民已不堪。臣部检查档案，如江苏每银一两折钱二千文，河南折钱二千五六百文，江西折钱二千五百八十二文，山东折京制钱四千八百文（京钱每二文约合一文制钱－笔者注）。至征收漕粮，每石折钱三千四百余文及三千七百余文不等。按之时价，均属大相悬殊。此外无确数可稽者，参以人言，每系折钱完纳，比较时价，总不免有浮多”。(《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86页。)
如此等等，都说明在“银贱钱贵”时期，地方官吏聚敛的社会财富总量较之“银贵钱贱”时期有增而无减，农民所付出的劳动血汗比以往更多更严重。
四、贪污与吏治腐败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银贵钱贱”形势下，还是在“银贱钱贵”情况下，地方官吏所搜刮的社会财富总量是有增而无减。统计资料表明，道光末年各地上交中央的丁粮钱漕等项赋税正额为3280万余两白银，与极盛时期的乾隆末年的2990余万两相比，超额290余万两。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赋额锐减。不过，在“同治中兴”之后，尽管出现了有利于官府征收的条件，然而正赋税额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885—1904年每年丁银平均不超过2300万两．正赋亏额每年几百万两，农民手中的劳动果实又被罗掘一空，社会财富到哪里去了？有人明确指出：“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
晚清社会贪污中饱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大小官吏无事不索贿，无官不贪污。具体说来，地方官吏贪污手法多种多样，有报灾报荒不实要求大量蠲免的；有诡称挪作它用，延宕不交，征税留存不解者；而借口“征不敷解”，捏作“完欠”则是最常见的手法。所谓“征不敷解”是指征收到的制钱，由于银价增昂，完不成原来应当上交的定额；所谓捏作完欠，则是强调各种原因，难于完成定额的亏欠．例如，道光时期，全国累计地丁亏欠高达9084900两白银(转引自《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这种情况越往后越严重。光绪初年，户部奏称：“覈计近年赋税短征，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亏一二分不等”(《清史稿》卷121，志96，总3542页。)。这样以来，经过各级地方政府的扣留、贪污之后，实际交到中央的丁银自然大大减少。清朝中央政府对于上述弊端早已察觉，也曾试图加以纠正革除，但由于晚清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已经严重锈腐，运转失灵，所进行的努力无不归于失败。“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由于地丁漕粮等正赋收入大量减少，必然造成财政的亏空，财政支出自然日形困难，左支右绌，捉襟见肘，难于支持。幸亏晚清海关税收和厘金多多少少可以弥补财政上的严重亏欠，不然的话，仅仅靠日渐缩小的田赋收入，来维持日益膨胀的王朝开支，恐怕后果早已不堪设想了。在晚清银贵钱贱形势下，封建地方政权只注意赋税收入的绝对数量，官吏只知道贪污中饱，毫不顾及农民的生产生活，这种最大限度的剥削完全是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沉重的国家赋税定额，加上巨大的官吏贪污数额，势必摧毁小生产者的生产热情，打断农民再生产的过程，破坏社会的稳定。贪污不仅如此，还严重败坏着政府的声誉。动摇着统治基础。晚清吏治的腐败，固然由于其没落阶级统治的腐败性来决定，同时也有许多社会原因来促成。在各种复杂的原因之中，银钱比价的波动所引起的经济生活的混乱，进而引起的严重贪污风气，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主要通过以下二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
其一，银钱比价的波动，迫使清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征收丁银的货币比价。银钱比价的不断变化打乱了正常税收制度，这就容易引起混乱，为官吏贪污中饱留下了可乘之机会。贪官们总是通过比价的调整，选择最有利的纳税手段，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当“银贵钱贱”时，无论是提高征收比例，还是勒征白银，都可以保证其对于社会财富的最大限度掠夺，当“银贱钱贵”时，千方百计固定银钱比价的最高比例，向纳税人勒收制钱，也可以相对满足其对财富的贪婪追求。对于上级国家机关，贪官们又编造种种谎言，强调征收工作的困难，夸大征不敷解，赔累不支的严重程度，大肆侵吞贪污。如此欺上瞒下，公开贪污中饱，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促使吏治更趋腐败。
其二，由银钱比价波动造成的财政危机和贪污导致的财政亏空，又迫使清政府大力推行“捐纳”措施，力求搜罗官吏、商人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的白银，借以弥补国库的空虚。据户部统计，1843—1850年间，报捐人数高达62068人，捐纳银两共计6734874两(《道光朝捐监之统计》参见《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1年12月。)。太平天国时期，为了筹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清政府一再降低捐纳标准，招诱报捐人员，通过招诱报捐人员掠取财富，来为腐败的统治肌体注射强心剂，这种捐纳制度直到清末不废．道光末年有人分析说：“凡殷实之民情愿报效者不及什之三。而外官子弟亲戚及其幕友之报捐者不可胜计”。当时捐班而为道府州县官员者，“已居天下十分之半”。之所以有大批的权力暴发户愿意捐款加入官员的行列，就在于他们认定当官是致富的捷径，“以官阶为利薮”。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生物要求，但它可以支配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资料。有了权力，就有了财富；有了财富就有了行贿的资本，有了金钱就可以平步青云。根据文献记载，捐输得官，即朘削多方，他们身坐堂上，手伸民间，“自认为捐班，而以为贪婪之数皆其分所应得者”．不贪不占，当官何用。贪污所得，一部分拿去孝敬长官，一旦被人告发受到追查，由于大家都不干净，问案者生怕拔起萝卜带起泥，或阴纵之使去，或累逮而不治，或批驳以相延，或蒙混以幸免，生怕触动“护官符”。贪风不禁，吏治更加腐败。
综上所述可知，晚清银钱比价的波动，极大地搅扰着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不仅使国际国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导致了财政制度的破坏，财政收支的混乱又直接影响到政治生活。在银钱比价激烈波动下，农民阶级承受了最大的打击。各级地方官吏则利用银钱比价带来的经济混乱，借机贪污中饱，聚敛社会财富，欺上瞒下，使吏治更趋腐败。由于吏治腐败，贪污索贿成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使王朝的赋额日益减少，财政危机不断加重，而且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所以，银钱比价波动对于晚清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