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再论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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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再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但康乾盛世犹如落日余辉,自乾隆以后,黯淡无光,清王朝也进入了离乱之秋。
盛世铨释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鼎盛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什么叫“盛世”?学术界确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的解释。毋庸讳言,“盛世”是封建史家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概括,他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实有严格的内涵规定。译成当代的话,“盛世”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谓。总观中国历朝历代,“盛世”的内涵,应包括: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当然,这不是封建史家规定的“盛世”标准,也不曾作出过规定,但他们所肯定的“盛世”,无不包含了上列各项“指标”内容。在清以前,为史家所共识的“盛世”有:西汉“文景之治”
至武帝而极盛、唐“贞观之治”至开元而成盛唐局面、明永宣之治而至盛。还有一盛世,即为史家所忽视,也为孔子所哀叹“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以上“盛世”,都是封建社会最好的历史时期。应当指出,史家所指康乾“盛世”,既不是与清朝衰败相比较,也不是只与前一朝的末世相比较而言的,而是史家从中国历史的全局即对各朝各代进行比较后作出的判断。
盛世成因
清朝以前的几个“盛世”,皆从大乱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乱,入关以来,经几代人不间断地奋斗,最终将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历经18年统一战争,削平大顺、大西及南明诸政权,除台湾,全国归于一统。以摄政王多尔衮、世祖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一切努力,为清朝全面实施大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圣祖)后,又经20年进一步治乱,以康熙二十年(1671年)平定吴三桂8年之乱为契机,乘胜收回台湾,圣祖首次南巡,亲临治黄工地,阅视河工,标志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从而拉开盛世的序幕。
康熙朝开创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继其后,继往开来,继续把盛世推向前进。乾隆朝集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局,达到了鼎盛。康雍乾盛世持续百余年,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清朝入关,首要吏治,从严整顿,大得民心。明末吏治腐败,是其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集团,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亲政后也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治国,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雍正即位,向全国臣民宣示:“朕惟国家首要吏治。”他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以“整肃官方”,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的思想及治国方针,一派相承:一方面严厉打击、惩治贪官污吏,另一面,大量表彰廉吏,树为清官典范,倡导百官效法。终数十年之整顿,吏治完全改观。
全面恢复明末以来已遭残破的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盛世的到来准备了丰厚的物资条件。明末经天启、崇祯两朝政治之败坏,农民战争与明清(后金)战争之蹂躏、清与大顺、大西、南明诸政权的军事较量,全国已乱了半个多世纪。农业残破,百业萧条,社会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土地抛荒,一派凄凉!清朝能否立足、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是根本。从顺治始,特别是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国本,不遗余力发展农业经济。这集中地体现在康熙所表述的思想。他说:“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这一指导思想,在三朝得到了全面地贯彻,实施大规模发展农业的计划,主要有:全面推行垦荒政策,给各省规定垦荒完成的任务与时间,以垦荒多少实行奖惩;资助农民垦荒。至雍、乾时,垦荒向边疆地区发展,指令当地驻军实行“军屯”。乾隆提出,“既使地属奇零”,乃至“山头地角”,也要辟为良田,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耕地稳步增长。自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收到巨大成效,历30年,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乾隆时,继续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蠲免、赈济,让农民生活安定,生产发展。
康雍乾三朝坚持国家“大一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安定边疆,消除“边患”,长治久安。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入关后,其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发生巨变。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的战略思想,突破了两千年间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发展到了极限。针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屡次兴兵叛乱,清朝坚决反对分裂,历70余年,以重大的代价,赢得了最后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在西南地区,废土司,设流官,即“改土归流”,于乾隆时全部完成。
在思想文化领域,康雍乾三朝牢固地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兴学校,办教育,培植大批人才;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整理典籍,大量编纂如《四库全书》等为时代标志的图书,实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应该说,这对盛世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故史家盛赞:“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乾隆时,已形成“文治之极隆”的鼎盛局面。
康雍乾三朝治国方略及政策长期保持了连续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统治集团长期稳定,政局平稳,内部矛盾和斗争很快被化解,于大局并无防碍。历史证明,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性与稳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因。
盛世辉煌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辉煌。
经济指数,无疑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康雍乾三朝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究竟发展到何种水平,可以从耕地、粮食产量、人口与人均产值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人口发展也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突破1亿大关,雍正十二年则为1.4亿,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又突破了3亿大关,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扣除饲料、酿酒、制酱等用途,人均口粮仍达600斤。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产量能养活3亿人,这一成就,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
财政保持增长的势头,其财力雄厚更显示其经济繁荣的程度。顺治时,入不敷出,根本无积蓄。康熙时,前中期呈增长态势,至晚年,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仅有800万两。雍正时大力整顿,雍正五年(1727年)已增至5000万两。而乾隆时,常年保持在8000万两上下。国家财政充足,施惠于民,实行大规模蠲免钱粮。
据《清圣祖实录》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达一亿两白银。又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堪称中国历代蠲免之最,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经济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
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清代中国的疆域,其东北地区,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其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其北部地区,北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其南部,至南沙群岛;其东部,达沿海地区。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盛世的文化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异彩纷呈。诸如《红楼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成为盛世时代的文化标志。着名的考据学派即乾嘉学派独树一帜,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纷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学术百家争鸣,艺术争奇斗妍,构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观。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以往论者对其成就有所忽视或评价不足,甚至完全否认,断言清朝入主中原,使中国落后了一百年,这些观点未免偏颇。
夕阳残照
当然,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自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科技落后,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发明;拒绝对外开放,封闭国门,甚至将西方科技也拒之于门外。严格的思想专制统治,制造了不少文字狱,使正在萌芽中的新鲜思想受到压制与打击,等等。
历史已经证明,封建社会不可能有永久的盛世。当康乾盛世发展到顶峰时,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乾隆晚年,力求“持盈保泰”,却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百余年盛世就此终结,清朝在“盛世”的余辉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