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第7章 读书篇(6)

六、要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

【题解】

本篇选取了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元1844年6月27日)和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公元1862年8月28日)分别写给四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的两封信。

将相隔十八年的两封信辑在一起,是因为二信都是谈文章的运气、行气的。

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曾国藩谈了四弟的文章,指出其词句多不圆足,文笔也平沓不超脱的毛病。然后提出一个观点: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要求四弟痛加改掉。

而着力最多的则是对六弟文章的评价与期许。曾国藩不无遗憾地指出:六弟之文词意平庸,没有才气峥嵘之处,不是他心目中的温甫。以六弟的不凡天姿,这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将来也许有所成就。这其实是在讲文章的行气的,诸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如火如荼,都是强调文章要写出气来,即写出一种生命的昂扬与能量。这种思想,经过十八年的酝酿,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则已经明确成了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即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曹丕就说过:“文以气为主”。所谓气,其实是指作家生命力与创造力。文章写出气的运行才到了境界。他让儿子认真体会司马相如、杨雄的跌宕起伏与韩愈的倔强,尤其先在韩愈的倔强方面揣摩一番,从中领会气在文章中的运行。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这实际上是曾氏看出儿子性情偏柔,雄健不足的一面,有意让儿子在行气上加强自己。至于前信中他对六弟的期许,则是着眼于六弟的应考,他告诫六弟,如果文章没有气,一鳞半爪,文意浅显,格调卑微,就是被录用,也当自惭文章太浅薄不堪了。如果不被录用,那又文章与功名两方面都失掉了。他提醒六弟今年入学固然很妙,万一不入,应当尽弃前功,一心学习先辈大家的文章。曾国藩特别强调不要一味地做那些应试之题,以免贻误终生。

至于前信中很大篇幅都是读书以外的内容,留存在此,可供了解士子京城待官的风情。

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发信后,至今未寄一信。余于三月廿四,移寓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与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间到折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折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欧阳小岑南归,余寄衣箱银物并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菉庄南归,余寄书卷零物并信一件。两信皆仅数语,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黄仙垣南归,余寄闱墨,并无书信,想亦未到。兹将三次所寄各物,另开清单付回,待三人到时,家中照单查收可也。

内城现住房共廿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极为宽敝。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皆清洁。甲三于三月廿四日上学,天分不高不低。现已读四十天,读至“自修齐至平治”矣。因其年大小,故不加严,已读者字皆能认。两女皆平安,陈岱云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内人身子如常,现又有喜,大约九月可生。

余体气较去年略好,近因应酬太紧,天气渐热,又有耳鸣之病。今年应酬,较往年更增数倍,第一为人写对联条幅,合四川湖南两省,求书者几日不暇给;第二公车来借钱者甚多,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第三则请酒拜客,及会馆公事;第四则接见门生,颇费精神。又加以散馆殿试,则代人料理;考差则自己料理。诸事冗杂,遂无暇读书矣。

三月廿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县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单已于梁菉庄所带信内寄回。四月初八日发会试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门生中二人。另有题名录附寄。十二日新进土复试,十四发一等廿一名,另有单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场,二文一诗皆妥当无弊病,写亦无错乱,兹将诗稿寄回。十八日散馆,一等十九名,本家心斋取一等十二名,陈启迈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馆。徐棻因诗内“皴”字误写“皱”字,改作知县,良可惜也。廿二日散馆者引见;廿六、七两日考差者引见,廿八日新进士朝考;三十日发全单附回,廿一日新进士殿试。廿四日点状元,全榜附回。五月初四五两日新进士引见。初一日放云贵试差,初二日钦派大教习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习六人,余亦与焉。初十日奉上谕,翰林侍读以下,詹事府洗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见二员。余名次第六,大约十八日可以召见。从前无逐日分见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举行,足征圣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见,则今年放差:大约奏对称旨者居其半,诗文高取者居其半也。‘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内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东皋课文甚洁净,诗亦稳妥,《则何以哉》一篇,亦清顺有法,第词句多不圆足,笔亦平沓不超脱。平沓最为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笔气爽利,近亦渐就范围,然词意平庸,无才气峥嵘之处,非吾意中之温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浅调卑,即使获售,亦当自惭其文之浅薄不堪。若其不售,则又两失之矣。今年从罗罗山游,不知罗山意见如何?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寒,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详批,余实不善改小考文,当请曹西垣代改,下次折弁付回。季弟文气清爽异常,喜出望外,意亦层出不穷。以后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庸陋,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书法亦有褚字笔意,尤为可喜!

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冯树堂、郭筠仙在寓,看书作文,功无间断。陈季牧日日习字,亦可畏也!四川门生留京约二十人,用功者颇多。余不尽言。国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公元1844年6月27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发信后,至今未寄一信。我于三月二十四日,移居到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与城外不通消息。四月间送公文的差人来一次,我竟然不知道,等到知道公差已经走了。只有四月十九日,欧阳小岑回湖南,我托寄衣箱银物和信一件;四月二十四日,梁菉庄回湖南,我托他带书卷零物和信一件。两封信都只有几句话,至今想必还没有到。四月十三日,黄仙垣回湖南,我托他带应举用书,没有信,想必也没有到,现把三次所寄各物,另开清单付回,等三人到时,家里照单查收。

内城的现住房一共二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很宽敝。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屋,都很清洁。

甲三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学,天分不高不低,现在已读了四十天,读到“自修齐到至平治” 。因年龄大小,所以管得不严,已读的字都认得。两个女儿都平安。陈岱云的儿子,在我家也很好。内人的身体如常,现在又怀孕,大约九月间可以生。

我的身体气色比去年略好些,近来因为应酬太繁忙,一天天热了起来,又发了耳鸣之病。今年应酬,较往年又增了几倍。第一,为别人写对联、条幅,四川、湖南两省合计起来,求字的人几乎日不暇给;第二是进京应试的举子来借钱的很多,不管有借没借,借多借少,都要婉言接待;第三是请酒拜客和会馆的公事;第四是接见门生,颇费精神。又加上散馆殿试,代人料理;考差则自己忙碌。事情如此繁多,便没有时间读书了。

三月二十八,对甲午科不中的举人进行大选,共挑知县四人,教官十九人。其所有名单已于梁菉庄所带的信中寄回。四月初八日发布会试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门生中二人。另有题名录附寄。十二日新进土复试,十四日发布,一等二十一名,另有名单附信寄回。十六日考核外派官差,我在场,两篇文章一首诗都妥当无弊病,书法也无错乱;现将诗稿寄回。十八日在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结业考试,一等十九名,本家心斋取一等十二名,陈启迈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一起留馆任职。徐棻因诗内“皴”字误写“皱”字,改作知县,十分可惜。二十二日皇上接见在翰林院学习期满的人;二十六、七两日接见考差的人,二十八日新进士朝考;三十日发布,全单附信寄回;二十一日新进士殿试;二十四日点状元,中榜的名单全部附信寄回。五月初四、五两日皇上接见新进士。初一日任命赴云贵负责乡试的考官,初二日钦派大教习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习六人,我也参与其中。初十日奉上谕:翰林侍读以下,詹事府洗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见两名。我排在第六,大约十八日可以被皇上召见。从前没有逐日分别召见翰林院、詹事府官员的成例,自道光十五年才开始举行一次,足以见证圣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也这样,今年又如此。此次召见,则是今年派出去做官差的,其中大约奏对合了皇上心意的占一半;诗文好的占一半。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日家信。其中,四弟、六弟文章各两篇,九弟、季弟文章各一篇。四弟东皋课文很干净,诗也稳妥。《则何以哉》一篇,也清顺有法。只是词句多不圆足,文笔也平沓不超脱。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要力求痛改这个毛病。六弟笔锋爽利,近来也渐能扣题,但词意平庸,没有才气峥嵘之处,不是我心目中的温甫。以六弟的不凡天姿,这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将来也许有所成就。不然,一鳞半爪,文意浅显,格调卑微,就是被录用,也当自惭文章太浅薄不堪了。如果不被录用,那又文章与功名两方面都失掉了。今年从罗罗山学,不知罗山意见如何?我说六弟今年入学固然很妙,万一不入,应当尽弃前功,一心学习先辈大家的文章。年过二十,不年轻了,如果再扶墙贴壁,忙碌于裁剪拼搭以往考卷以猜押考题,将来时机已过而学业仍然不精,必有悔恨自己失策的一天,不可不早作打算。我当日实在没有看到这点,幸亏早得了科名,未受其害。假如至今没有入学,那么几十年将精力耗费于吊桥渡口景物映衬的无用文章上,仍然一无所得,岂不惭愧?这中间误人终身的太多了。温甫以世家子弟,又有过人的姿质,就算不能入学,还不至于饥寒,为什么也要在考卷上误终身呢?

九弟要我修改他的文章,详细批注,我实在不擅长改小考文章,当请曹西垣代改,下次由信差付回。季弟文气清爽异常,喜出望外,文思也层出不穷。以后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平庸鄙陋,勉之勉之!初始的基础不可不大。书法也有褚遂良的笔意,尤其可喜!

总之,我希望于弟弟们的,不在科名的有无,第一是以孝、悌为吉,其次才是文章不朽。弟弟如果真能自立,应当务求宏大而长远之志,不要只急于进学一件事。

冯树堂、郭筠仙在京城寓所,看书作文,学业从不间断。陈季牧天天习字,也可敬畏,四川门生留京的大约二十人,用功的很多。

其他的事不一一说了。

兄国藩草

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

字谕纪泽儿: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甚慰甚慰。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京中带回之书,有《谢秋水集》,名文洊,国初南丰人,可交来人带营一看。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公元1862年8月28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你所作三首拟庄诗,能识名理,也通训诂,我十分欣慰。近几年我已很明白古人写文章的门径,但军营中闲暇时间少,只是偶尔写写,一吐心中的想法,你如果能掌握《汉书》的训诂,加上《庄子》的诙谐,那么我的愿望就实现了。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司马相如、杨雄的跌宕起伏,韩愈的倔强,尤其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你应该先在韩愈的倔强方面揣摩一番。从京城中带回的书,有一部《谢秋水集》,名文洊,国初南丰人,可交给来人带到营中给我看看。

七、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

【题解】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刘蓉是曾国藩一生的同乡密友,还同曾氏结为儿女亲家,晚年做到陕西巡抚,因军事不利而免职归里。曾国藩写这封信时,还在京师为翰林院侍讲,而刘蓉则在原籍做塾师。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基于汉学与宋学相争这样一种学术背景。所谓汉学,是指在理论上崇尚原始儒学和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上提倡“实事求是”,具有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特色;所谓宋学,并非泛指宋代学术,而是指宋代理学,以崇尚义理为其主要特色。自清初汉学与宋学就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其后汉宋之争趋于兼采。而曾国藩在这封致刘蓉的信中便是持这种汉宋兼采的见解的。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文字与道并重、汉学与宋学并举的观点,尤其是针对崇道贬文的观点,提出一个深刻而生动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他说: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进而发下宏愿:文道兼修,身体力行,并付诸文字以传于后世。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没办法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土,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白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枓。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译文】

听说这里有擅长作古文与诗的人,就此细加查访,原来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论的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尽心阅读,其他六朝善于写诗者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探究他们的源流归属,然后懂得古时悟道者,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许有,怎么会有悟道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时的圣人观天地的纹理、鸟兽的行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互相交错而成为字,字与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续而成为篇章。口头上不能表达的,文字能曲意传达,所以文字能代替口头而传之千秋万代。伏羲已经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画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担心人们还不能明白,于是以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各种经典来阐述它,于是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道也便尽可能见于文字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确立的所行与万事万物相联系,隐然符合于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后世。我们士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察古代圣贤的作为,窥究他们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说来,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便将古圣贤的精神语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现毫厘之差,便会错致千里。词气的缓与急,韵味的厚与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则格局立即变化,读书者一有不慎,则于文中之意瞢懂无知。故而国藩恳切地说,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昌盛的那个时代,圣君贤相融洽继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浸骨髓,至于寻求学问的风气则到达市井小巷,所以当时即便是猎捕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在汉水北岸的女子,都性情贞娴而能吟咏,至于伊尹、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工,则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室恩泽衰竭,道德本来将要废止,而文章也大抵发生变化,故而孔子看到麒麟被捕获时说我的道将要走到尽头,被匡人拘禁时则说文章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明百代圣王的道德戒律,使之流传千世而不变,用心至苦,而事业则极其盛大!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处分布,将学问传递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士中有见识懂著书的人,大致说来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杂驳,都可以从他们对道明了的多少来区分。对道明了特别多的人,文章则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上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杂驳,尤其少的,则尤其杂驳。从荀子、扬雄、庄周、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指数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与少如何来区分呢?可说是:深与博。从前,孔子用称赞《易经》来阐明天道,用作《春秋》来由衷探求人事的恰切,这可称作深刻!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能使国家富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它的源头,可称作广博。深刻,则能钻研万事万物细微端倪;广博,则能详万事万物的情状而用之不尽。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及孔子者,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子之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少有人能匹敌。许慎、郑玄,也是能深刻广博,但他们详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有所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而给人以指示的语言或有所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他们的文章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则文章失于浅显。于是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已不是一朝一代了。

我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之长,对道的明了既做到深刻广博,在为文上又达到无累的地步,对于一己的渺小之心,这自然承受不起的奢望,好比以蚊子之力而想担山,又像盲人而想长行万里,也的确可笑!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特别嗜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是深刻广博而又看出古人为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细究二位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则傲岸自得,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汤诰》等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可读,读郑国、卫国那些涉及淫乱的诗而说整个《诗经》都可删去,岂不是以偏概全而不加以细细推究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是大为风光也不加誉,是穷困独居也不贬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读破万卷也不加誉,即便一字不识也不贬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可以离开书籍而谈论道,反而使得他身上具备仁、义、忠、信。就天性而言,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不可以称为理,但舍除血气,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词藻的末节,至于有些略微明了道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道理,不应详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表面言行这样的血气末节,这话岂不荒谬吗?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

周敦颐说文以载道,而用空车来讽刺世俗读书人。空车固然不行,而没有车又能远行吗?孔子孟子已经去世而他们的道流传至今,全靠有这种能远行的车。我们今天倘若有所见解而又想远行的话,又岂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辆呢?所以我的浅陋心愿是,假若对于道有所见解的话,不仅仅只是见解,而必须力行;不仅身体力行,还务必求得以文字来传之后世。虽说可能达不到,但志向总该如此。对于诸子百家的著述,都依据他的文字来校核其道的多少,剖析其细微而排列他的前后位次。对汉学、宋学两家的争论,都不偏袒而附和起哄,对于众多儒生推崇道而贬低文字的言论,尤其不敢苟同追随。深知这样做有些狂妄甚至荒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加屏弃,但沉默不言,这种文过饰非的错误会更严重。

第6章 读书篇(5)

第8章 读书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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