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和唐太宗个人比较

各位是不是单听到这两个名字,就本能地感到了其二者的明显反差?作为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的“暴君”,杨广简直可以说是各朝帝王里最典型的“负面教材”,史书中只要一提到他,几乎就都是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类形容,连像完善科举、开凿运河这类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业绩”,也基本无法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反观唐太宗李世民,则是被后世广泛赞颂的一代“英主”,他凭借自身的雄才伟略、励精图治,带领着一众名臣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使得“盛唐”之华景成了中国君权政治的历史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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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像

  的确有点像

  但实际上,对隋唐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发现二人实际从发迹到制政再到晚年,都有很多相似的“人生污点”:

  首先,二人都是通过如出一辙的非法手段获取皇权。杨广诬陷太子杨勇致其被废,假传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此后还将自己的十个侄子全部杀掉;李世民则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诛杀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登上王位后也将其二人的子嗣全部诛杀。

  其次,军事方面,二人都犯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毛病。以征高丽为例,隋炀帝在大业八年(612-614)至大业十年间三次讨伐高丽均以失败告终,置民生疾苦于不顾,最终导致各地农民起义的兴起。再看唐太宗这边,贞观十九年(645年)御驾亲征高丽,战争打了半年不但未能征服高丽,还是得唐军损失严重;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派牛进达率军进攻高丽,仍无果而返;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不顾宰相房玄龄的临终恳求,预备次年发军队三十万再次讨伐,结果却造成了四川雅、邛、眉三州的山獠暴乱,直到次年病亡,征伐高丽的事情才得以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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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剧终的李世民

  再次,在情欲本性层面,二人也不相上下。历代史书中的亡国之君大抵都是贪婪骄纵、好色淫靡的形象。这一方面,《隋书》中对隋炀帝的描述主要在两件事:

  一是贪图南朝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的美貌并想要纳其为妾;

  二是在他老爹隋文帝病重时,想要强迫他的小妈,隋文帝宠妃陈夫人,犯了淫庶母之大逆不道之罪。

  反观李世民,真的好不到哪去,他先是贪图自己亲弟弟(李元吉)之妃杨氏的美貌,并将其纳为己妾;同年又在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造反被诛后,夺其美姬收为后宫。

  杨广

  最后,关于肆意挥霍,二者也只是形式不同。隋炀帝在位期间是典型的能折腾,伐高丽、营东都、凿运河、南游北巡视等举措无不是滥用民力、劳民伤财的损招,被历史扣上了贪婪荒诞的帽子。对于这一点,唐太宗虽然表面上收敛了很多,且有意吸取隋炀帝的教训。但皇帝毕竟是皇帝,有钱不花我等什么?实际上,其也曾因修建洛阳宫而劳民伤财,还纵容自己的儿子享乐,下诏说“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

  从以上种种史实可以略见,李世民较之杨广,该做的事真没少干几件,站在天子之位,人性之贪婪与自私并无过多收敛。

  儒家王道的极拷问

  那么二人的历史评价究竟为何会呈现如此“两极分化”,今天二哥就试着从儒家王道思想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入手,对上述问题发表几点薄见。

  天时方面,二人本质的差别是“一兴一亡”。

  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不但没有把自己老爹留下的江山坐稳,甚至还没有节制的肆意挥霍,加之在位期间天灾不断,黄河泛滥、关东受灾,导致生灵涂炭、生灵涂炭,给各系反对势力提供了充分的“造反”理由。唐太宗李世民的继位虽算不上名正言顺,但其在夺取皇权后却特别喜欢将杨广的失败经验作为反省自身的“负面教材”,将“以史为鉴”转化为了自己实施皇权统治的指导思想,打了个完美的“时间差”。此外,自古成王败寇,《隋书》是唐太宗的信臣魏征负责编写的,掌握了话语权的当权者,通过丑化前朝君主的昏庸腐败来强调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几乎是历史之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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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利方面,从宏观历史和地缘角度上讲,唐太宗的伟业可以算作世代民族融合的积淀和和升华。

  隋朝的南北一统,客观上为唐代的大一统起到了铺垫作用。且在李世民夺取皇位之前,李家父子就已通过多年征战,平定了隋末的各路起义军。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果;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消灭北方地方军阀;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比起隋炀帝面临的四面楚歌,唐太宗李世民在上位之前就已扫清了各路障碍。边疆问题上,李世民本身就有部分外夷血统(母系中有部分鲜卑成分),在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历史背景下,催生了其“华夷无猜”、“爱之如一”的治边观念,这样一来,国土的最终一统便也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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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方面,这一点可以说是二人最大的差别所在。

  隋炀帝生性嫉贤妒能、刚愎自用、排斥进谏,其曾公然向大臣虞世南宣告“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明确表态自己不喜欢听取大臣的谏言。此外杨广还十分自负,高颎和贺若弼两位忠臣,因为对隋炀帝纵欲声色、大兴土木、讨好突厥等有所不满而私下议论,就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罪而先后诛杀。自此,隋炀帝身边仅存一帮阿谀奉承、贪得无厌的宵小之徒,再无忠君为国的忠臣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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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照,唐太宗是历代帝王中“知人善用、从谏如流”的典范,面对掌权初期构成复杂多样的朝野群臣,唐太宗选择了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善于树立正面典型,引导臣子的忠君之心,同样借助与前朝的对照来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在他的核心统治集团中, 有善于谋断的房玄龄、杜如晦,精于军事的李靖、李勣,敢于谏诤的魏徵,以及长于识人的王珪等人。这是一个配合默契、结构精炼的高效领导集团,分工明确、权责一统,作为权力中心的李世民,与群臣各司其职,形成了“君臣共治”的政治风尚。

  可以看出,从人之秉性上讲,隋炀帝和唐太宗的确难说有什么本质差异,但唐太宗的贤明知理、张弛有度的统治思想,更适合中国古代儒学以道德仁义为制政基础的王道观念,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李世民摒弃了隋炀帝的治世弊病,巧妙地把握了历史的风向。可以说,正是杨广的失败教训进一步反衬了李世民的“伟光正”形象,终使李世民留下千古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