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兰陵笑笑生是谁?

有人形容明朝奇书《金瓶梅》“浑身是谜”,虽然略有夸张,却也不失贴切。单以《金瓶梅》的作者来说,就曾经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的考证,但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不下三十余种说法,尽管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但总是留有一些疑惑之处,因此直到今天仍难有定论。

《金瓶梅》是明朝时出现的一部奇书,其生动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画卷,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为“兰陵笑笑生”。数百年来,为了考证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学者们花尽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设,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观点。

一是“大名士”说。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谓大名士就是当时的著名文人王世贞。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大名士为李渔、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贾三近、屠隆、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诸说,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可以被归入这一类。

可以说,关于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说法起源是比较早的,也一直延续至今。但对于这一类说法,已经有人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虽然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语言组织才能,但书中大量抄录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说唱等,这种明显的抄袭和拼凑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为。而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一再说:“书画可临摹,文至临摹则丑矣。”“剽窃、模拟,诗之大病。”

另外,《金瓶梅》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有少量前后脱节、错漏等现象发生,但全书结构内容上的不连贯、重出和有些描写上的粗糙,很难说都是传抄之误。而上述的任何一个“大名士”,都不可能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如此败笔。更有甚者,《金瓶梅》中夹杂了大量的记音字、借音字(即别字),甚至一些常用的字也用借音字来代替。例如“可不交人笑花死了”中的“交”、“花”,“杀人不斩眼”的“斩”等等。试想,一个“大名士”的笔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别字呢?

 

第二种说法为“门客、老儒”说。这一说法的起源也比较早。明人谢肇在《金瓶梅跋》中就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手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也作如是说。

由于这种说法过于含糊、朦胧,因而后世呼应者不多。最近有学者著文,提出《金瓶梅》是赵康王朱厚煜与其门客谢榛、郑若庸“三人合作”。但是,如果赵康王自己作文(或与他人合作)暴露自己糜烂、淫秽的生活,把自己写成一个无耻的市井无赖、恶棍,实在是有悖常理。另外,还有人认为,《金瓶梅》作者可能是王世贞家厮养的说书艺人胡忠,但这一说法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第三种说法则是“民间艺人”说。“民间艺人”说的出现是近年的事。戴鸿森先生曾在《我心目中的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中提出“刘九”说。但有人指出,刘九只是一个盲艺人,以说书为生,似乎不可能有精力担此重任。而且根据目前的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应当在万历年间,但据李开先的《瞽者刘九传》记载,刘九在嘉靖末年即已去世,因此时间上也无可能。

此外,还有人提出《金瓶梅》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认为它“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而《金瓶梅》“明显的抄袭现象”只有“作为历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可疑之处,因为既是“历代累积的集体创作”,为什么又是突然出现,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瓶梅》的故事在社会上演说过?特别是在盛行杂记小品的明朝,这种情况是很难说得通的。况且,《金瓶梅》宏大的整体艺术构思,也非集体创作在短期内所能完成。

总之,迄今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种种推论,实在还有不少难解的症结。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考证,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随着每一种新说法的提出,都会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参考。当然,如何最终解开《金瓶梅》作者这个难解之谜,揭开“兰陵笑笑生”的真面目,还需要学术界和广大文史爱好者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