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谁对《史记》的赞语?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问:"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谁对《史记》的赞语?

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史记》的赞语。

鲁迅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对司马迁的《 史记》有两句赞誉的评语,尽人皆知,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第一句是说,《史记》之后的史书皆难与之相匹。对于第二句,今人的解释一般是:鲁迅是在夸奖《史记》富于文学性,可与《离骚》相比。

首先,就“史家之绝唱”来看。“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确实,《史记》是在当时条件一部比较尊重历史的史书。汉代史学家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谬)圣人”,也就是说《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常常与儒家的封建正统思想相违背。其实,正因为司马迁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人物、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比如,他充分肯定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把陈胜写入世家。又如项羽,虽然他最终兵败身亡,并没有建国称帝,但是在秦、汉之际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政由羽出”,他的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专为他列了《项羽本纪》。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中,那些在国家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物,那些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尊严而视死如归的人物,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司马迁照样为他们立传。

其次,我们来谈谈《史记》的“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鲁迅却未言“无韵之《诗经》”,而言“无韵之《离骚》”,这其实并不是随意的选择,而是其中别有原因。一是鲁迅认为司马迁和屈原皆曾受过大磨难,同为牢骚忧愤之人,屈原写《离骚》以抒愤懑,司马迁著《史记》寄托忧思,故《史记》便是《离骚》。司马迁与屈原的心是相通的。正是因为二人身世相似,心境相通,他们便都“寄心楮墨”,发为雄文。司马迁可谓汉代的屈原,《史记》也就是汉代的《离骚》。故此,鲁迅才说《史记》不失为“无韵之《离骚》”。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简介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