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自14岁亲政后发生过一起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2、南山集案

　　方孝标曾到云南入吴三桂幕府为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南山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结果被仇家御史赵申乔告发认为其著作中有“大逆”语。其实著作中并无真正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犯了清朝的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刑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过后来康熙下令只杀戴南山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百余人改为流放宁古塔。

　　雍正朝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如“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

　　3、查嗣庭试题案

　　1726年雍正年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出自《大学》。但这句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乃是去“雍正”之首的意思(雍正无头)，雍正轻信大怒，令查嗣庭斩首，后死于狱中。

　　4、吕留良案

　　湖南的曾静和张熙两个书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中“华夷之辨”等观点的影响，到处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同时，雍正帝将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一一进行了辩解和驳斥，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大员带领曾静到各地进行宣讲。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知名案件有字贯案、蔡显案、尹嘉铨案、沈德潜反诗案、胡中藻诗案。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乾隆本人执政逐渐松懈，文字狱渐少。

　　残酷的文字狱政策，使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李祖陶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