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16日 (辛卯年七月十四) 青帮头子杜月笙病死

在66年前的今天,1951年8月16日 (农历七月十四),青帮头子杜月笙病死。

    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

杜月笙

    杜月笙,原名镛,字月生,后改月笙,以字行。1888年生, 上海人。早年与上海大流氓黄金荣、金廷荪合办三鑫公司,任董事长,以贩卖鸦片起家。1921年与流氓头目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成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1927年率领流氓破坏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参加四一二政变,杀害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海陆空总司令部顾问,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董事长,全国船联会理事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事。抗日战争胜利后, 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第一任议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利用流氓组织“恒社”勾结军统。1949年逃往香港,任新界青山酒店董事,中国航联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1951年8月16日(距今66年)在香港病死。

杜月笙及门徒张啸林(左1)在杜家祠堂里


    1928年初,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还在大开赌场(法租界的几大赌场均由杜月笙保护),但到了1931年,他名下的企业已经非常之多。全盛时期,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的企业、工厂、单位,就有56个,加上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更为可观。初步统计,他叫得上号的本兼各职(当然是正副职务)一共达到一百三十余个。

    这些转变,是从他靠上南京党政势力以后开始的,具体地说,是以1929年中汇银行开张为起点。

漂白出身:中汇银行财源广进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走私鸦片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杜月笙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尽贩卖鸦片总不是办法。所以,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另外,杜月笙的场面已经做得很大,其经济开支日益膨胀,而随着他从烟赌两行逐渐退出,原有的收入大减,盘子有点兜不转了,这时需要有挪用、透支的银行账户。借钱这种事,可以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因此求人不如求己。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棠是英国银行的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两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

    杜月笙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向来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是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即以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来说,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们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们,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

    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招”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做主,杜是董事长。

    据说,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霖。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此外,杜月笙的老本行——烟赌的摊档老板无不是腰缠万贯,杜月笙只要招呼一声,他们的巨额流动资金都从别的银行、钱庄转入中汇。

    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堆花为当时上海银行同业中的规矩,凡有新银行开张,同业银行都要在银行开幕当天向新银行存进一笔款,表示道贺,称为“堆花”),所以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就声名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漂白背景:通商银行政商暗结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可见和北洋势力渊源深远)。

    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日本人占领下的大连不敢露面。

    后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

    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银行挤兑,银根抽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8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露出一些真钞,而究其实,除了露出的真钞外,帆布底下都是一捆捆废纸。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挤兑者心态渐趋平稳。

    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大把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召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赶这个热闹来添乱子。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最终平息下去,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控制权。

    不过,知情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势力和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们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因为银行大笔资金投在营业大厦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只得上门求杜月笙“排忧解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杜月笙给人家下的套,解起来还不容易?上面说到的通商银行大厦贱卖的事,就是在这次挤兑风潮中出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从建政开始,就在想方设法控制全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命脉,而杜月笙则和这股势力合谋,趁机坐大。

漂白面子:大达轮船风生水起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靠的是“三杨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从1931年开始,杜月笙全面插足上海的工商业,在自己银行家的头衔上又摞上顶实业家的帽子。

    这一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账。

    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

    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青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

    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的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本是蒋介石的大金主,其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实力也颇雄厚。

    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感到威胁。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杜月笙暗中授意,让上海航政局长从中作梗,致其通航苏北的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历史上的今天LiShiJinTian.com)

    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青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请高抬贵手,至于其他公司,杜月笙并不干涉。

    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险,当然是顾客蜂拥云集。后来,在惨烈的价格战之后,三北公司竞争不过大达轮船公司,只好转而和大达合营,划分势力范围。杜月笙就此巩固了其航运业的地位。

漂白地位:面粉行业头把交椅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生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他在赌场大败亏输,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仅以109万元的低价将其纳入囊中,而实际上,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他也掏不出。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北方回来,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向杜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