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裂，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掀 起倒孙风潮，闹得不可开交。这无疑给艰难的革命雪上加霜。
孙中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第一次倒孙逆流
在武装起义连遭挫折的不利形势下，保皇党加紧了对革命派的拉拢、分化，清 廷也加强了对革命派的镇压、收买，使同盟会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 终于导致分裂。
孙中山又面临着一种新的考验。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的事。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东京赴越南。临行前，孙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赠送的 路费5000元、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的馈金1万元。他以2000元留为《民报》经费， 余款用作军费。
这件事来不及在同盟会本部讨论，孙中山就离开了日本。他一离日，接受赠款 的事马上就传开了，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首先和宫崎滔 天就此事发生争吵。张继、章太炎、刘师培也纷纷责难孙中山。
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人家的钱干什么！”
刘师培嚷道：“孙文受贿！”
章太炎则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 去”几个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表示羞辱孙中山。
一时间，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个时候，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 的矛盾，犹如干柴遇烈火，火上再加油，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
章太炎催逼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
刘师培更是惟恐天下不乱，叫嚷改组同盟会本部，推荐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 盟会干事。
同盟会的内让，对保皇党来说，宛如从天而降的甘露，使得他们欣喜若狂。梁 启超连忙写信告诉康有为：“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故其势全熄， 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 矣。”
保皇党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同盟会大多数会员深明大义，坚持团结，反对内讧。刘揆一深知孙中山对赠款 的处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缺点，但他是完全出于对革命全局的考虑，并非忽视 《民报》。如果不从大处着眼，惹是生非，喊喊喳喳，对革命事业毫无好处。刘揆 一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力排众议，以至和平素好挥拳动武的张继在民报社扭打起来。 后来，刘揆一在《黄兴传记》中回忆说：“孙总理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 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 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团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 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故力排众议。”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派野长知回日本，和宫崎滔天。三上丰夷秘密购买村田 式快枪2000枝，子弹120万发。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说已经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 还不失为先进武器。这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给平山周他们知道了，转告了章 太炎，立即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章太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 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 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
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太炎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 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 教仁再干预军事。
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滔天，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弟去东京后，闻平山、 北、和田诸人与足下冲突，当时弟以为诸人意见不合，非有大故，故于来书所述欲 得全权办理之事，虑平山、北、和田等既挟意见，不能和衷，故第五十四号函中有 ‘于各人才力所及之范围内，各有全权’之语。不料平山、北、和田等不顾公义， 为弟之所不及料，非惟无以维持团体之精神、增进团体之势力，且立意欲破坏团体， 既将日本人的方面破坏无余，且进而侵入内部，几致全局为之瓦解。前托野君回国 购械，与足下谋议，事已垂成，而机泄于此数人之手，凡此皆不法之举动、公义之 蠹也。弟以后不复信任此数人，其关于日本之运动，当托足下全权办理。宜秘密行 事，不特平山、北、和田数子不可使之闻知，即本部中人及民报社中人亦不必与之 商议。专托足下一人力任其难，如有所商酌，可直接函电弟处。”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 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太炎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佛教， 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1907年年底，刘师培从日本回到上海，向两江总督端方自首，自称“大恨往日 革命之非”，愿献“乱”之策，保证设法使（民报》停刊，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 黄兴。次年2月，刘师培受端方派遣，回到东京。他一面做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革 命党人情况，策划谋杀活动，“欲以十万金而孙文之首”；一面以更为“左”的姿 态出现，创办《衡报》，提出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 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四条纲领。
第二次倒孙风潮
1909年，章太炎、陶成章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的 道路。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08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太炎所印的（民报） 股票数百张，来到南洋筹款。他到了新加坡，向孙中山提出了包括拨款2000元作 （民报）印刷费的一系列要求。
这时候，正是孙中山背着沉重的包袱，咬紧牙关，进行着韧性战斗的时刻。
起义失败后退到越南，后又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送到新加坡的600多名战士 的衣、食、住、行，成了孙中山和正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新加坡华侨难以胜任的负担。 他们当中，有要求款项想返回香港、大陆的，有卧病不起需要医治的，有闹事行凶 招致警吏干涉的，有群聚一起到中兴日报社和孙中山住宅讨伙食的，简直把孙中山 弄得焦头烂额。后来，孙中山和陈楚楠、张永福、林义倾诸同志创办了中兴石场， 才把这600多人安置下来。
这时候，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难济的窘境。现在陶成章来了，向他提出 一大堆要求，他只得将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去变卖。过了不久，陶成章又 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孙中山大吃一惊，只得摇头、叹气，向他解释：“近日 南洋经济恐慌，为这里数百名同志的生计，已经碰得焦头烂额。5万元巨款，实在难 以办到。”
陶成章向来主张“中央革命”，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不满孙中山把起义的重 点放在南方。这点，作为革命战略本来是可以商榷的。但是，他决计“独自经营” 了。首先，他与同盟会摈港分会的领导人李文和“深结”，把他拉了过来。接着， 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摈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 军的名义筹晌。可是，那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这样， 陶成章怀疑是孙中山暗中掏鬼，就把怒火喷向孙中山，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 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跑到 摈港，纠合李文和等五六人，以川、粤、湘、鄂、苏、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 了《孙文罪状》。
《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 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三种十二项；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 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 讨论。
黄兴断然拒绝陶成章的无理要求。他还写信给李文和，为孙中山辩诬。
这时，黄兴正在东京筹备继续出版《民报》。陶成章断言《民报》只能为孙中 山“虚张声势”，认为“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黄兴根本不理会 陶成章的无理要求。陶成章恼羞成怒，便动员章太炎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 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然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 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文和为南部执行员。李文和并将南洋一些同盟 会分会改组为光复会分会，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募款。一时间， 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
正在法国的张继，也吵吵嚷嚷的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 退同盟会总理”。
陶成章、章太炎一伙干着仇者快，亲者痛的事，孙中山既恼火又痛心。1909年 10月22日，他写信告诉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 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低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云。此事于联 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故从外人视之，吾党已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 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可为浩叹！”
他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 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时固无留学生为我吹嘘也。而乙未广州 之事失败，则中国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 时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辞也！今日风气渐开，留学之士以革命为大光 荣之事业，而陶辈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义、行宗旨，而与共事之同 志亦无不如此。……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 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1．4万元，家人私 蓄及首饰之拨人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
11月12日前后，孙中山复函张继，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 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 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 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 等之总理者久矣。”
勇气和毅力，减轻了命运的打击。
陶成章、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谩骂攻击，影响极坏，富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极为 气愤，群起而攻之。
在东京，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接着，他亲 自撰写《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本处风闻于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 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 故特飞函奉白”，“望我各位同志，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 进步，致大业于成功，是所盼祷”。
在越南，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广西、云南起义的经过，以大 量确凿事实驳斥陶成章的诽谤。
在南洋，革命党人调查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发现“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 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 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 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 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为坚确，毫无动摇之余地。” 真相大白，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
比较，确实是医治受骗的良方。因为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铁的事实。
“心底无私天地宽。”孙中山没有被骂倒，被吓怕，他经受了内江的考验，意 志更加坚强，对前途充满信心：“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 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 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
真正的猛士，更奋然而前行了。
不屈不挠，继续革命
起义失败，党有内讧，使得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他们不愿 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一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使大事成 功。他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个人暗杀，就是最好的手段。
1907年4月，《民报》在增刊《天讨》中全文发表吴越的《暗杀时代》，说“排 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日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 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0月，《民报》 又发表黄侃的《专一之驱满主义》，说“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惟 爆裂之弹而已”。1908年8月，《民报》又发表汤增壁的（崇侠篇），鼓吹个人暗杀 行动。刘师复甚至成立了支那暗杀团，策划暗杀的活动。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不赞成把个人暗杀作为革命斗争 的主要手段。他幽默地讽刺无政府主义，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 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及，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 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他深刻分析了个人暗杀活动的危害： “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 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 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 计划者，乃可行耳。”
确实，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执著、韧性的战斗。
在逆境中的孙中山，一面反对内讧，抵制个人的恐怖活动；一面准备新的武装 起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吸取以前的教训，认为“今后之计，惟有各埠合力另 创善法，先集备大款，然后举事，乃可乘胜趋利；若如以前举事后方筹款接济，莫 讲筹不得，即使筹得，亦多迟延失机也”。
孙中山把筹款同宣传革命、批判保皇、发展组织密切结合起来。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孙中 山十分强调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上，特别加上批语： “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 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光绪皇帝 无子，由他的侄儿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溥仪年仅三岁，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洋 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这位年仅25岁的摄政王，既无经验，又无魄力，头脑中 却牢记着不能重用汉人的祖训。他独断专行，实行皇室集权政策，激起多数督抚的 反对和大批满汉官员的不满，使朝廷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孙中山估计到“虏家子母相继死亡，人心必大动，时局可为”，可“惜财力不 足赴之于目前”，便于1908年11月20日从新加坡赴暹罗筹款。不料，暹罗当局勒令 离境，孙中山又只得返回新加坡。
不管清廷怎样挣扎，它的灭亡是必然的了。各地同志纷纷策划起义，各自派出 专员到新加坡听候孙中山指示。孙中山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叮嘱各地同志“养足实 力以待之”。
孙中山采取两项决策准备大举：一是继续扩大革命力量，制订今后的革命方略； 二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黄兴、胡汉民施行，自己亲赴欧美，解决财政、外交两大 问题。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洲。可是，这趟欧洲之行，孙中山虽然 “竭力经营筹划，以期辅同志之望”，但得到的回音却是：“现在事不能求，请退 以有待。”
接着，孙中山离开伦敦赴美国。他知道，美国之行，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909年10月29日，他在给布鲁塞尔同盟会员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弟明日动程 往美。此行于联络华侨恐难有效，因陶成章造谣攻击，人心颇有疑惑，一时未易人 手也。”
孙中山在纽约、波士顿华侨中活动了一段时间，看到华侨有趋向革命之势，便 与当地热心革命的侨商研究，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
广告位招商 QQ ：738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