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 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 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 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 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 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 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 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 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 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 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 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 的领导权，因此，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 处于内外夹击之中，穷于应付，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 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 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 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 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 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 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全线出击，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 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 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 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 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I一只替罪 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 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
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 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阎、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
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 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 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 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 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 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 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 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 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 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 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 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 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 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 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 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 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 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 你知 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 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 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 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 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 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 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 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 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 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 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 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 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 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 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 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 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 蒋介石眼看覆水难收，大局已成，只好决定下野。同时，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 也宣布辞职。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 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 “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 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 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 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故昔日以 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 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 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 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 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 湘、鄂。赣武装同志，拚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 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
“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 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无甚顾及，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 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 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 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样升平，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 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 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 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 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 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 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 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 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 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 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 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 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 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非但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剧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 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 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并不是真想把蒋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 因此，蒋介石虽然下了野，但第一军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 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晌，切 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 闩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出为蒋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凭借自己的势力 在奉化遥控政局，反把时局弄得越来越乱。桂系大权没到手，连大局都难以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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