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日本处于政党政治即议会政治中。近卫文除了活跃于国会政治活动、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外，也积极进行民间政治活动。1922年，近卫担任“东亚同文会”的副会长。同年，他组织了“十一会”。1926年，近卫出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此外，他还先后参与组建了“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宣扬法西斯侵略的政治团体。在国会与民间的政治活动过程中，近卫文的势力和影响力一步步扩大，39岁时，他当选为贵族院的副议长，开始了在权力中枢“长袖善舞”的政治活动。
话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早已有之，但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得势，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刺激下，日本企图转嫁危机摆脱国内困境的直接产物。
1929年，纽约金融股市大暴跌，一夜之间，无数商人宣告破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这次危机同样波及到日本，造成日本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大众内心对当时执掌政权的政党及政党内阁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大资产阶级为了保证既得利益，极力企图防止社会革命的出现，因此转而支持以专制保证社会“秩序”的法西斯力量，这种倾向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
军部把摆脱危机的筹码压在发动侵略的军事冒险上，而中国东北就是其首要目标。陆军，尤其是少壮派军官，对外侵略的野心日益嚣张，公开叫嚷“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内则要求进行所谓的“政治革新”、“改造国家”，实质就是鼓吹皇道精神，提倡“国体明征”、“天皇亲政”。他们或要求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或主张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政权，这只是具体手段的不同罢了。这种情况下的日本，统治阶级整体上虽尚未下定彻底法西斯化的最后决心，但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和膨胀则是显见的。
近卫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选贵族院副议长。他作为世袭贵族，也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然十分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为自己的政治生命选择“恰当”的晋升之途了。在近卫文选择自己的政治投资方向的时候，他的一位政友会老友——森恪(政友会前干事长)对他的影响极大。
森恪，早年曾在中国投资创办中日实业公司，后来从政，当过议员、外务省政务次官等，他支持军部侵略力量，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1931年5月，近卫文与阔别数年的政友会前干事长森恪在日本驹泽的一家高尔夫球场偶遇。二人交谈中，森恪这个曾经主张政党议会政治的人，却极力抨击“政党政治论者”，甚至说：“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若不改变诸如政党、贵族院之类的狭隘思想，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森恪的话深深刺激了当时还寄希望于议会政治的近卫文，使他的“注意力才转向新时代的潮流方面”。经过这次交谈，近卫对法西斯化越来越感兴趣。近卫文通过极力宣扬法西斯化的森恪、治贺自方等人，与众多主张法西斯化的右翼势力接触，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而不断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
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膨胀，日本对华的侵略步伐也一步步加紧。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乘机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不久，又于1932年1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并扶植清末废帝溥仪，一手炮制出驯服于日本的“满洲国”。对外侵略的一步步得逞，更刺激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野心。从1931年“十月事件”(樱会内的法西斯分子所阴谋发动的未获成功的军事政变)起，到1932年二三月间的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法西斯团体“血盟团”暗杀，乃至5月份法西斯青年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公然袭击首相官邸、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最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垮台。
此时的日本国内已完全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了。
面对这一系列事件，近卫文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侵略的法西斯势力。这立场可以从他这一阶段所写的几篇文章中看出。比如，他在1933年所写的《改造世界的现状》一文中，鼓吹“战争起因于国际间存在的不合理状态”，即如果一方面是“繁殖力”强、充满“发展能力”的民族被“强迫困处在狭隘的领土中过着拮据拥挤不堪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是拥有广阔的领土，人口稀少，资源得天独厚的民族，这就造成了“领土分布”的不合理；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东北则是由于这种不合理状态下，日本“为了国家的生存”的需要，因为日本需要迅速找到出路，而以和平为基础的“经济交往自由”和“移民自由”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所以日本“为了今日的生存，只有向满蒙推进的惟一途径”了。
他如此明目张胆地鼓吹“法西斯侵略有理”的论调，自然获得了军部与右翼组织的支持。1932年，陆军大将斋藤实组成由政党政治向法西斯专政过渡的所谓“中间内阁”。这个内阁还是“积极作为”的，承认了“满洲国”，订立了独霸中国东北的《日满议定书》。在国内开始采用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的形式决定军国大事，由此扩大军人发言权。但近卫文还是觉得“中间内阁”的进程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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