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的局势危如累卵，张学良忧心忡忡。这时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约他去石家庄密谈。
9月12日，张学良抱病来到石家庄车站，听了张学良关于东北局势的汇报后，蒋介石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临别时蒋介石又一再叮嘱：“汉卿，我们就是不抵抗主义!这是我说的，但是你不许对别人说这话是我蒋某人说的。”
东北易帜后，东北的一切外交事宜必须听命于南京政府，听命中央的思想，使张学良只能把蒋介石的这些不准抵抗的指示如实地传达下去。不准抵抗的命令如同紧箍咒，捆住了张学良，也麻痹了东北军。
9月18日张学良抱病邀请英国驻华公使兰普逊等友人，观看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宇宙锋》，60多年后，张学良却记得那晚观看的剧目叫《风筝误》。
看戏的原因，有材料说是为了赈济辽西水灾答谢有关人士募捐的义演，张学良还在演出前号召大家踊跃捐款。但时任张学良侍卫副官的刘余庆回忆：“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
看戏的地点，也有中和剧院、新明戏院等不同说法，皆源自张学良身边人的回忆，然而这些细节已经不重要。
不论如何，张学良身在北平，远离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
晚10点半左右，副官向他报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来电话，日军已占领北大营，张学良匆匆离开包厢，返回协和医院的病房。
9月19日凌晨1时，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但是，会后张学良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请示，蒋介石的回电竟说：“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
张学良又派万福麟和鲍文樾赴南京请示对策，蒋介石亲口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奉天旅长连恳请出阵，张学良给予激励。”
（北平特电27日发）
锦州危机的说法是支那对国际联盟的宣传，但实际上也非常紧张，张学良连日命令在当地的荣臻等做好警备，关内的奉天军是极度紧张，26日有10余人的旅长连（同于一般师长），访问张学良请求出阵，对此学良用感激的口气演说“一切已派万福麟到南京，向蒋总司令作了请示，很快能知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应当服从于中央的指挥，我的立场同各位旅长是一致的，只有了上官的命令，我本率先士兵，一马当先。”
万福麟可能是在27日晚6时坐飞机返回北平。
万福麟一行返回北平后，张学良又召集心腹商量时局，于学忠建议：在锦州奔丧的张作相和滞留北平的万福麟两位东北军副司令，应该各自返回吉林、黑龙江的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说：“我现在正命荣臻担任这项任务。”
张学良想得太天真了。沈阳沦陷后，东北军第七旅在十几天之内撤退到锦州。
9月23日，张学良下令将东北军政中心西迁锦州，并指示军政两署：“一切问题由地方政府出面解决。”两署的实际工作，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主持。
尔后，吉、黑两省也建立了抗日政权，与日本建立的伪政权相对抗。
10月中旬，第七旅撤退到北平郊区。与此同时，在辽宁的其他东北军部队除了降日外，也纷纷奉“不抵抗命令”，辗转入关。
张学良在给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电报中痛心疾首地说：“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许身为国，勿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日寇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昭和七年一月四日
“催促三国干涉的张学良政权之阴谋活动”
（电通北平3日发）
张学良一方面让出了锦州，另一方面促动英、美、法三国，企图靠其干涉收回失地，秘密促动它。东北军首脑部相信实现的日子不远，没着慌。
但是，事态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学良寄希望的外交努力最终落空。不抵抗断送了整个东北，张学良也由此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界舆论的奚落和谴责。
60年后张学良在对日本NHK记者谈话中坦然承认当初判断失误。
张学良说：“对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之所以我后人骂我，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为什么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办，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人要拼的。”
但是，张学良1990年在台北却又对美籍学者唐德刚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不能诿过于他人。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事过60年后，张学良还替蒋介石背着这个骂名。
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张学良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在敌人进家的时候，强盗入门的时候，拱手相让，怎么说都是难辞其咎，尽管张学良在此后幡然醒悟了，但九一八事变与他之间的瓜葛，永远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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