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 “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 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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