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队的女兵成了全军的骄傲，由此也引来了许多关注的目光。
每逢军部听报告或开大会，各队武装整齐地集中到军部大礼堂——云岭的陈家祠堂。教导总队的同志每次都坐在中间，女子八队又坐在教导总队各队的中间。会前的拉歌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而八队每次都是这个节目中的主角。当她们迈着神气的步伐，沿着田间小道，唱着进行曲，从中村出发到达陈家祠堂时，总会赢来阵阵掌声。她们刚刚放下当凳子用的背包，尚未坐稳，四面八方的男同志目标都集中到八队身上：“欢迎谁唱歌？”“八队！”“八队在哪里？”“呶！”“第八队，来一个！”欢笑声、喊声、掌声，此起彼伏。
如果仅仅是唱几支歌，那倒也无所谓，歌声能激励人们的斗志，歌声能增进爱国的情怀，问题在于，关注还来自另一方面。
自古以来，军队多以男人组成，色彩单调、清一。凡有女人想从军，必定要女扮男装，不让别人识破。固然因为女人纤纤如柳，弱不禁风，不能舞刀弄枪，但主要的想必还是因为：凡有女人，就会引人注目，就会带来不少麻烦。这麻烦就来自两情相悦之爱。爱和死，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也是生活中随时会奏响的主旋律。
新四军中有一个规定，结婚要符合“二五八团”的条件，即必须要有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否则不许谈恋爱。但是关注的目光是挡不住的，尤其是教导总队上干队（营以上干部）的老兵们，他们的年龄稍大，虽然在战争的环境中，但毕竟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自然把目标盯准了八队，盯准了服务团和文化队的女同志。
凇沪战争爆发，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走上前线前夕，去何香凝〔1〕家向老人告别，何香凝老人殷殷嘱咐：“你们到前线去是为了抗敌救国，就是要牺牲自己，特别要牺牲恋爱。”她握着服务团负责人胡兰畦的手，像慈母般关照说：“兰畦，一定要牺牲恋爱呵！”何香凝老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女孩子到军队中去，为的是和男子一样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争取民族生存，不是去恋爱的，这一点，女孩子们的心理早有准备，谁也不会主动去找这个麻烦的。然而，你不找它，它会找你，何香凝老人千叮咛万嘱咐要牺牲恋爱，是十分有远见的。女孩子主观上没问题，怕的就是到时候挣不脱外来的诱惑。现在，不单八队的女同志们，凡是参加到军队里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是引人注目的，只是八队更集中一些。
女生队的领导，都希望学员们能集中精力学习，以便尽快地独立工作，因此对女孩子管得也很紧，不让她们随便请假外出。女同志们也自觉地抵制着那些深情关注的目光，她们投身到军队中来，连枪还没有拿好，谁也没有心思去谈恋爱，甚至结婚、生孩子。为此，男同志给女生队的领导起了一个绰号，称她们为“马其诺防线”〔1〕，阻挡住了他们到女生队找对象、谈恋爱的路子。
新四军第一支队六团副团长吴有个意中人，那是他从延安到新四军军部去的路上认识的，那个女孩子是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分配到新四军工作的杨瑞年。
在由汉口去九江的船上，吴因为发烧、晕船而呕吐。杨瑞年对王于耕说：这位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多次负伤，我们要帮助他。于是，她和王于耕等人为他用毛巾冷敷，给他喂水，细心照顾，直到退烧。第二天，退烧了的老红军吴走到她们面前，举手敬礼，并说：“谢谢，昨晚辛苦了你们！”到了南昌后，女兵们三三两两到城里玩，吴也约了杨瑞年同游南昌百花洲。杨瑞年照顾他完全是出于对老红军的尊敬和同志间的友爱，吴请她也许是为了答谢她热心帮助的缘故，这样的交往本应是无私而又无邪的，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吴在长征中是红六军团14师52团团长，到新四军后是想让他当新四军六团团长的。就是因为他和杨瑞年的交往，结果被项英叫去批评了一通，还被降为副团长。临出发前，他托人捎给杨瑞年一封信和五元钱，认真而诚恳地向她道歉。五元钱当时是一个团级干部一个月津贴费的全部，办法虽然不太高明，却也说明他是诚心诚意的。杨瑞年为此也十分委屈，眼睛都哭肿了，把信和钱全部交给了组织。
吴虽降职使用，但仍以英勇善战、机智过人而闻名全军，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遗憾的是，他于1939年11月在江南敌后作战中英勇牺牲。在前线的作战间隙，他总是向战友谈起杨瑞年，爱慕之情毫不隐讳。吴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曾被作家丘东平写成文章，题为《用战斗的顽强性……》，发表在大后方《七月》杂志上；吴琨的好朋友、从上海地下党调来新四军的陈同生，写了纪念吴的长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徐平羽也写了题为《真的人，真的战士》的悼文，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音乐家何士德创作了纪念他的歌曲，“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的颂歌在新四军里到处传唱。想必杨瑞年也会流着泪唱这支歌的。
著名作家王蒙有一段名言：“对于青春，没有比革命和爱情更富于魅力的了，而在某个情况下，革命的吸引力比爱情强大。”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吴和杨瑞年选择了革命，放弃了爱情，把青春献给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军部战地服务团民运组的张新华也是这样一位姑娘。她在皖南大地上施展身手的时候，她的男友在延安向她招手。
1916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一户小商之家添了一个女儿，也许是烟波浩渺的太湖之水滋养了这方土地，滋养了这方土地上的人，张家的这个女儿出落得眉清目秀、大方健壮。
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粉碎了这方水土上的宁静。已是中学生的张新华不愿做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拍案奋起，投身到南昌参加了革命，被组织上指派到国民党江西抗战青年服务团工作。1938年7月，又被派往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真不知张新华是怎么做的民运工作，她和群众的关系会那么好，凡是她工作过的地方，群众都欢迎她、敬重她，有的认她做干女儿，有的让孩子认她做干娘，总把好东西留给她吃，把好床铺让给她睡；敌人“扫荡”时，群众竭尽全力掩护她，她成了群众的贴心人。有她在的地区，新四军很快就有了群众基础，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也很快地有了发展。组织上由此认定，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哪里有困难，就把她派到哪里去。
张新华的男友是她青梅竹马的同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勇敢地投身革命，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小伙子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业余时间却时时想念着远在南方的女朋友。小伙子多次写信要张新华也奔赴延安，还寄来了去延安的详细线路图。
去，还是不去？张新华陷入了思考。革命圣地延安是千百万青年向往的地方，何况还有来自恋人的深情呼唤？但是，新四军这个大家庭也充满了热烈的革命气氛，抗日的工作更直接、更具体。她想：党把我派到这里，就说明这里的工作需要我。于是，她给男友写信：“让彼此的思念用通信来表达”，“幸福的日子总会到来”。
他们终于未能聚首。
1940年3、4月间，她被派往苏南敌后工作，敌伪顽在这里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斗争环境异常复杂。这个地区的新四军独立二团团长是地方实力派，革命不太坚定，经常动摇于我军和敌顽之间。皖南事变后，伪军派遣由武装特务组成的一个连乘我军改编时混进了二团。不久，我军发现了这个连的可疑之处，派张新华以文化教员的身份进入该连。张新华明知任务艰巨，但她以大无畏的精神慨然承诺，只身深入虎穴。张新华以她的勇敢机智，很快就识破了这些特务们的险恶用心。
识破敌人的阴谋，是张新华的一大功绩，但也暴露了自己。1941年3月，张新华在坐船踏上新的工作征途时，被一群伪军认出而被捕。
伪军营长对张新华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张新华掀翻了他们的酒桌，怒斥民族败类，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衣裤。在狱中，张新华忍受着伤痛，做看守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宣传新四军，有两个看守被她感动，其中一个在张新华牺牲后不久，携带两条枪、40发子弹投奔了新四军。
张新华和男友终于未能聚首，但互相忠贞不渝。张新华拒绝了身边许多男同志的追求，保留着对初恋的一份坚贞；而那位小伙子一直不知道张新华已牺牲，还在痴痴地等着她，直到全国解放后，他来江南遍访她的下落，得知她确已牺牲后才结婚。以后，他又几次迢迢千里从遥远的北国赶到她的墓地，献上束束鲜花，寄托深情和哀思。
新四军女兵里希亲耳聆听了何香凝老人的殷殷嘱咐。她当时是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一员，正准备奔赴国统区抗战前线。全团11人，临出发前，全体人员向何先生告别。16岁的里希长得稍矮，又站在最后一排，生怕别人嫌她小，不让她去，就提心吊胆地踮起脚尖。结果，仍被何先生发现了，老人怕她经受不了前线斗争的艰苦，不同意她去。她急得哭了起来。何先生看她抗日热情那样高，决心又大，最后也就同意了她的要求。以后的日子里，她出色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并牢牢记住了何香凝老人的“牺牲恋爱”的叮咛，挡住了一支支向她射来的“丘比特”之箭，发誓“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然而，当日本投降后，她却牺牲了。她年青的生命不是牺牲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国统区，不是牺牲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也不是牺牲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而是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匪特的屠刀下，令人扼腕痛惜！
里希原名李亚芬，是位上海姑娘。亚芬8岁时，当工人的父亲就病故了，一家人生活在贫困中。稍长一点后，她就到一家袜厂当了童工，挣钱养家。小小年纪聪敏灵巧，又虚心好学，不仅很快掌握了织袜技巧，独立操作一台机器，还利用晚上时间去女青年会女工夜校读书，这个女工夜校是上海地下党对女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场所。里希在这里吸吮了革命的乳汁，明白了许多道理，她积极地投身到抗日宣传活动中，经常到女工中家访，动员她们为了自身解放而出来读书。在党的精心培育下，年仅14岁的里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八?一三”凇沪战争爆发后，上海许多学校、工厂被炮火摧毁，学生失学，工人失业，郊区及中国地界大批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纷纷涌进租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里希矮小的身影活跃在工厂、商店、里弄、街头，动员募捐，参加难民管理，教难民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护伤员，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个子虽小，形象却很高大，在她的影响下，不少难民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同年10月，里希参加了由何香凝组织、胡兰畦为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嘉定前线慰问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队，后又随军撤离上海辗转苏、浙、皖、赣等省，跋山涉水，日行百里，三年内行程18000华里。每到一地，士兵们休息了，服务团却忙着演出宣传，用戏剧、歌声激发军民奋起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在服务团，里希仍是样样活都抢着干。
1940年冬天，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事端扼杀各种进步团体，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阻挠和压力。根据党和上级的决定，党、团员和部分积极分子撤离国统区，一部分前往延安，一部分去皖南新四军。里希服从组织决定，于11月结束了国统区的战斗生活，和战友里路、秋谷等人一起到了皖南。
里希穿上新四军军装才一个多月就遭遇了皖南事变。她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在突围途中，她用快板的形式，宣传报道战友们的英勇事迹，鼓舞指战员的斗志；在战斗中，她参加救护包扎伤员，小小的身影忙个不停。突围了两天两夜，部队仍被围困在山上，大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到第三天夜晚，部队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里希和战友里路俩人刚一坐下便睡着了。当醒来时，天已大亮，可是部队却不知去向！这对患难姐妹急得不知所措！面前茫茫的林海、起伏的山岭，她们一点也不熟悉，到哪里去找部队呢？刺骨的寒风、单薄的军衣、又饥又渴的处境几乎把她们逼上绝路！她们渴了喝山水，冷了就抱在一起，顽强地坚持下来了。第四天，三支队侦察参谋胡彪带一个通讯员来侦察地形，发现了她们，才领着她们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到山下，交给了老乡。老乡让她们换了便衣，充作自己的女儿，隐蔽了几天。直到春节过后的大年初四，她们买了一块红布，包了点心，穿上一身土里土气的阴丹士林布衣服，装着到前面村子里拜年的样子，机智地离开了皖南。直到3月，她们才辗转到达盐城军部，进入抗大五分校女生队学习。
这位从皖南事变的血雨腥风中突围出来的女战士，心灵深处铭刻着革命同志间的诚挚情谊，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经过苦难，走过坎坷道路的人，才更能深切体会到革命同志间友谊的珍贵。”但是，她仍不愿恋爱。
当时，她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战友，人们都以为是她的恋人。她却坦率地表示：“我们只是比较好的同志关系。”当人们问她：“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她严肃地说：“全国还没有解放；要谈，待全国解放以后。”停了一下，又说：“进大上海以后再说吧。”
里希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身材娇小，年青活泼，皮肤白皙，鹅蛋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她来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阵阵欢乐的笑声，人称“快乐天使”。每周一次的文娱晚会，里希既是组织者又是表演者，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女生队，她还是班长，又是学习互助组长，以身作则，热情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抗大召开党代会时，她被选为女生队党代表。在抗大五分校，同志们都喜欢和她在一起。
1944年春天，里希正在新四军华中建设大学学习。军直政治部文工队为了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特邀里希来演四凤。里希真挚感人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人们的赞赏。自然，她也成了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当然，她都一一谢绝了。
青春妙龄的里希，引来追者如潮。但里希毫不心动，她牢记何香凝老人的叮咛，并把这句话作为生活的准则而恪守。
本来，只要她“心一软”，一松手便会跌入温柔的爱情怀抱，但是，她没有，她知道自己有更远大的目标。她要等远大目标实现以后再尽情地去享受爱情。
可里希没有享受到爱情。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经组织批准，参加了山东渤海区党委组织的巡视团，被派往平禹县新解放区工作，她独自一人，在新开辟的村子里做群众工作。新区环境比较艰险，那里有国民党部队和特务，还有“还乡团”，工作组的同志经常遭到他们的袭击。1946年4月21日深夜，一股武装特务伪称“工作团团部”的人，欺骗房东开了门。里希拔枪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了。第二天，在阴森森的桥洞下面，同志们发现了里希的遗体。惨遭敌人杀害的里希，牺牲时，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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