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2年，一个大胆的军事革新设想在晋文公的脑海中形成。
根据晋文公的设想，新的晋军将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军。每军各设将、佐一名，即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他们既是文官，也是武将。三军中，以中军将最尊，以此类推，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逐级递降。
这就是往后影响晋国300年历史的“三军六卿”制。三军六卿由跟随晋文公流亡的大臣担任，允许世袭。按照“长逝次补”的原则，只要坐到六卿的位置，就意味着将来有机会达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成就。
凭借着新的军队管理制度，晋文公顺利跻身春秋五霸行列，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霸主。
然而，成就霸业的晋文公可能从未想过，正是他的“得意之作”，最终敲响了晋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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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始创于西周时期，初时称“唐国”，是周王室宗亲诸侯国之一，它的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弟弟叔虞。
关于叔虞，历史上记载颇具神秘色彩。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在出生前，其母就曾得神谕，她将诞下一子，可以取名“虞”，未来会封于唐。果不其然，叔虞出生后，众人赫然发现他的手掌上天生就长着虞字，于是“虞”顺理成章变成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
至于分封叔虞于唐，则源于一则孩童玩笑。
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即位，因新君年幼，国政由周公旦代掌。作为一名新君，周成王这个“熊孩子”很明显没有适应。在一次与叔虞的玩笑中，周成王将新摘下的梧桐叶削成“圭”状，送给弟弟叔虞，并说这片叶子就是你日后的封地。
本来这么一句玩笑话，听过也就算了。可是，当时周成王身边偏偏有个史官当真了，不仅将天子的玩笑话原原本本地载入史册，还敦促周成王尽快兑现诺言。
周成王一听，寡人这是跟弟弟闹着玩呢，您老别太认真。
结果史官不依不饶，此事很快闹到了周公旦那里。作为辅政大臣，周公旦告诫成王，君无戏言!您说出来的话就是圣旨，必须执行。
周成王无奈之下，只得将山西境内的黄河、汾水以东的百里之地，送给弟弟叔虞，设立唐国，史称叔虞封唐。
这则故事很明显有后人牵强附会的痕迹，那么现实中，叔虞为何被封唐呢?里边其实大有文章。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也就是说，在叔虞之前，唐国已经存在。而且此前刚刚发生叛乱，被灭了。
那好端端的，唐国为何突然作乱?这就不得不提一下西周早期的社会背景了。
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巩固新政权，下旨分封诸侯，其中，三皇五帝以及夏、商两代君主之后也分得“一杯羹”。作为帝尧之后，古唐国创始人获得了周武王的敕封，建立起国家，奉祀帝尧。而商纣王之子，武庚也获得了这项“红利”，回到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重新奉祀商朝列祖列宗。但周武王到底是灭了商朝的君主，他始终担心商朝后人会死灰复燃，图谋叛乱。于是，在分封之余，他也将自己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的封地设在商朝故都的边上，负责监视商朝遗民，史称“三监”。
本来一切相安无事，但武王驾崩后，周公旦执政，让管叔极为不满。论年龄，管叔是当时诸兄弟中最大的。要说执政，按理也是自个儿最有资格，凭什么周公旦说了算。在管叔的挑拨下，霍叔、蔡叔等周武王的群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
作为殷商末代太子的武庚，此时当然感觉“复国有望”。于是在他的号召下，那些帝王之后也怀揣着各自的目的，准备前往周都实施“清君侧”。
好在同为武王遗命的辅政大臣召公、姜太公等与周公同一阵线。周公得以抽身率军东征平叛，经过数年的战争，三监及武庚等各叛乱诸侯国悉数平灭。
这一切对于周成王而言，其实相当不利。因为在“三监之乱”的前前后后，周成王都没有机会说一个字。从权威的角度上看，这些武王的兄弟，都是成王的“臣”，臣权高于君，很显然成王也知道自己的“王威”势单力薄。因而分封弟弟叔虞，对于奠定自己的执政权威，也是很有必要的。
叔虞人虽小，但在治理封地上获得了周王朝的大力支持。针对唐地的混乱局面，为了减少叔虞的压力，周王朝特地赐给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八字方针。
所谓的“启以夏政”就是要叔虞到了唐国后，继续沿用以前的旧政策教化百姓，无需学习周王朝那套礼乐制度。“疆以戎索”则是告诉叔虞因地制宜，以戎制戎。经过此八字指导后的唐叔虞，处理政务得心应手，国内逐渐显现安定平和，政绩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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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叔虞去世后，其长子姬燮父即位。对于将唐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唐叔虞，周成王大概心中有所愧疚。叔虞开国时爵位仍是伯爵，按照《周礼》，镇守一方的诸侯谓之“伯”，这个爵位等级要稍低于侯。对于像唐叔虞这种宗室子弟，封伯自然与制不符。但如今叔虞已死，封弟弟自然毫无作用，不如改封侄子。
根据后世考古出土的器物爻公簋的铭文显示，“王令( 命) 昜( 唐) 白( 伯) 侯于晋”，铭末纪年为“唯二廿又八祀”。朱凤瀚先生从器形和铭文书风等方面确定簋的年代为西周早期中段。关于其纪年，在成王二十八年还是康王二十八年的问题上，更倾向于成王二十八年。即成王晚年时，将原封于唐地的唐伯徙封并加爵，“侯于晋”。于是，唐国正式变成了晋国，唐伯燮也成了晋侯燮。
唐迁晋之后，晋侯燮在晋水入浍之处建新都，取名曰翼(今山西省曲沃县与翼城县接壤地带)，从此翼作为晋国的首都，持续了300年。
晋侯燮往下，《史记·晋世家》做了模糊化的处理：“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也就是说自晋侯燮之后，又出现了五代君主，但他们的在位时间、具体事迹等皆不可考。
一直到晋靖侯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周王朝出现了“国人暴动”，晋国的历史才被清晰化。因周厉王的苛政暴政，国人不满，纷纷反抗，逼得周厉王出走。周厉王出走后第二年，晋靖侯去世。
随后晋国又经历了釐侯、献侯、穆侯三位君主。在这期间，晋国始终深陷与周边戎狄部落的战争泥潭中。晋穆侯在位第七年，晋军攻打“条”，惨败。关于这个条，历史上并没有说明是部落名还是地方名。但可知这次的败仗，让晋穆侯记忆深刻。当时他的正妻齐姜为他生下了嫡长子，晋穆侯想也没想，直接赐名“仇”。
之后晋穆侯再次出征千亩，取得大胜。千亩的大概位置，在今天山西介休一带。这说明从晋侯燮到晋穆侯，晋国的国土一再扩大。于是，心情很好的晋穆侯又给新诞生的小儿子取名“成师”。在晋穆侯为孩子起名的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个国君喜好打破陈规，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这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对于此事，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晋国大夫师服，曾经留下预言：“今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在师服看来，太子得名仇，说明国君对此恨之入骨，而次子得名成师，谐音成事，说明国君打心底里希望他能成就大事业。而遵照《周礼》的晋国，本身就有大宗小宗之分，晋穆侯的嫡子仇肯定是大宗，是未来的晋侯，而成师是小宗，未来只能称臣。这样下去，晋国岂有不乱的道理?
师服的话，有理但比较刺耳，晋穆侯未当一回事。
此时，晋国忠心服务了数百年的西周王朝也走入了尾声。晋文侯姬仇在位第十年，申侯引犬戎进攻镐，西周灭亡。周幽王之子姬宜臼在申、吕、许等国的拥护下，迁都洛邑，即位称王，是为周平王。而周幽王的弟弟姬望(也称姬余臣)在虢石父的拥立下，称周携王。周王朝一下子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尴尬局面。
至于谁才是正统，各国有不同的看法。因周平王是申侯的外孙，且有间接弑父登基的嫌疑，故而他的即位，在很多诸侯国君看来是以下犯上。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被分封到东方的齐、鲁、卫等国。在西周的政治体系传承中，齐、鲁、卫三国的开国之君都有缔造周王朝之功，他们的意见必然影响一众诸侯国。如果此时没有其他宗亲诸侯提出反对意见，周平王很可能就此下台。
这时，对东周传承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晋文侯出来说话了。
晋文侯说，平王东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同时，他还游说申、秦、郑等地位相对较低的诸侯国拥护周平王。在郑武公、晋文侯的共同辅佐下，周平王终于在洛邑站稳脚跟，击败周携王，完成东迁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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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国本身的发展而言，晋文侯此举无疑押对了宝。但在“以下犯上”的问题上，晋文侯却也给弟弟成师做了个坏榜样。
晋文侯去世后，其子晋昭侯即位，大封晋国公族。成师也在这个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晋国鼎鼎大名的“曲沃桓叔”。
桓叔赚上“第一桶金”时已经58岁，按照这个年龄，现在的人也快退休了。可曲沃桓叔到底是经历大风大浪的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被分封了出去，但有机会翻身，还是不能错过的。
于是，分封后的曲沃桓叔并没有过上幸福退休生活，反而选择了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晋昭侯七年，晋国大夫潘父刺死晋昭侯，曲沃桓叔认为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遂率军还都，打算继承君位。
尽管曲沃桓叔在政治、军事等诸方面，比起晋昭侯要更得民心一些。但西周流传下来的宗法制，早已深入民心，对于晋国军民而言，桓叔再好，也是小宗，老老实实做晋国的臣下，才是桓叔唯一的出路。因此，晋昭侯之子姬平被拥立为晋孝侯。
桓叔最终没能实现梦想。
但作为旁支的曲沃小宗在桓叔的治理下，已经成为晋国当时第二大城市，若要奋力一争，倒也不是没有机会。对于先辈的“遗愿”，曲沃的继承者们又怎会不知?桓叔之后，晋国与曲沃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经过庄伯、武公两代，曲沃正式入主晋国，曲沃武公改称晋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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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公去世后，晋献公即位。对于祖上三代勠力同心的“复国大业”，晋献公心知肚明。
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曲沃小宗夺权过程看似艰辛，却也不是不可被复制。晋国公族并非只有曲沃这一支，要是其他小宗也生出了跟自家一样的心理，那么谁突然在自己身后插上一把刀，也未可知。因此，坐稳君位的晋献公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晋国公族。
晋献公的亲信、大夫士蒍也看明白了君上的意思。在士蒍的建议下，晋献公顺水推舟，一次性翦除晋国大部分公族，由此加强了君主的权力，基本消弭了公族篡位的可能。
同时，出于自身安全等因素考虑，晋献公下令将晋国都城往东南方向挪一挪，建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这样一来，晋国公族原先所占有的爵位和领土一下子就全部空了出来。这就给晋国的卿大夫阶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为了彻底打压公族势力，晋献公还有意扶持卿大夫代替公族行政。故晋献公此举也为晋国卿族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障碍。
在晋国内乱的近70年中，礼乐制度进一步崩溃。到了晋献公时期，各国多半都忙于兼并和扩张自己的领土。趁着晋国内乱，郑国逐渐取代了晋国在周王室的地位，郑武公之子郑庄公也借着周王室的信任，在诸侯间小霸了一回。
除了郑国外，在晋国周围，西边的秦国、东边的齐国要么吞并了一众的小国，要么直接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诸侯。
总之，在晋国内耗的这数十年间，各国都没闲着。如果晋献公再不努力，估计晋国很快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对此，晋献公深知其中利害。但此时晋国刚刚遭遇内乱，百废待兴。想要一下子作出反应，估计挺难。于是，晋献公改换策略，在外交领域，尽显晋国“长袖善舞”的本事。
公元前676年，晋献公求娶了齐桓公的女儿齐姜，正式成为齐国的记名女婿，成功攀上了齐桓公这棵当时最大的“树”。凭借着齐桓公的影响和威望，晋献公开始了晋国征伐大业。在晋国卿大夫狐突、荀息、里克等人的辅佐下，先后灭服杨、霍、虢、魏、骊戎等国，史称“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在晋国国土扩张、实力大增的同时，晋献公依旧没有放弃结好邻国的外交政策。公元前656年，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新一任霸主秦穆公，成全了一段“秦晋之好”的佳话。
正是凭着这种专业“抱大腿”的精神，晋国才积蓄了实力，有了称霸诸国的资本。
不过，晋献公治国虽有方，到头来却还是错过了称霸列国的机会。
或许是出自晋国公族篡位的梦魇，晋献公虽攻灭了数十个新国家，却从未将一寸土地分给新的公族。如晋献公在攻灭霍、耿、魏国时，“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赵夙、毕万就是后来战国时期赵国、魏国国君的祖先。正如明代学者凌稚隆所说，“晋灭于大夫赵魏韩萌于此。”
晋献公对公族篡权的担忧，还体现在对三个成年公子的态度。
在分封卿大夫之后，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去镇守曲沃，重耳镇守蒲地，夷吾镇守屈地，看起来好像是对几个成年孩子的信任与委任。事实上，只是变相将他们丢出权力中心。
晋献公的“过分小心”，也让与他朝夕相处的骊姬有了使坏的机会。为了让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奚齐成为未来的晋侯，骊姬极力陷害太子申生，挑拨晋献公与三个儿子之间的关系。最终，夷吾、重耳被迫出走，太子申生自杀。骊姬之子奚齐、卓子先后登基，又先后被杀，晋国再陷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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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子重耳的流亡途中，晋国经历了“骊姬之乱”以及夷吾回国登基称晋惠公等事件。正所谓“落难凤凰不如鸡”，尽管重耳在流亡路上收获了几段爱情，但他走过的国家，除了秦、楚、宋等少数国家，其他国家的国君都没给他好脸色。
或许重耳也觉得自己这辈子翻身无望，所以在楚国居住的时候，重耳曾答应楚成王，日后如果我当国君，晋国与楚国交战的话，我一定下令退避三舍(一舍≈30里)。
没想到“一语成谶”。不久，公子重耳就得到了复国的机会，称晋文公。凭借晋献公打下的江山，晋文公登基后，在对外扩张中真正需要面对的敌人，就只剩下对他有“施饭之恩”的楚国。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给周襄王戴了顶“绿帽子”，引得双方发生激烈的火并。王子带联合狄人攻周，大败周军。周襄王被迫逃居于郑国的汜，向各诸侯国发出求救信号。
晋国称霸诸侯的时机到了。
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晋文公的亲信赵衰(赵夙后人)劝晋文公，勤王救驾就是晋国称霸的开始。在赵衰等人的出谋划策下，晋文公发兵护送周襄王回到周都洛邑，并平息了王子带叛乱。出于感谢，周襄王把河内、阳樊两地赐给了晋国。由此，晋国实力大增，离中原也越来越近了。
就在晋国准备南下称霸时，曾经的恩人楚成王也正谋划着北伐事宜。此前尽管有齐桓公称霸，却始终没有抵挡住楚国北伐的脚步。数十年间，楚国的势力范围已北延到颖水、淮水一带，直接触及齐国利益，甚至与齐桓公爆发了冲突。但楚国扩张的步伐不曾停止。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和同盟诸侯包围了宋国，因宋国对晋文公有恩，宋国卿大夫公孙固求救于晋国。对于晋文公而言，这可犯了难，无论宋、楚，皆对自己有恩，要是不救宋国，少不了被人戳脊梁骨。但如果救宋国，势必得罪楚国。
于是，晋文公决定对与楚国联盟的其他诸侯国下手，借以转移楚成王的注意力，结果对方不上当。不得已，晋、楚之间最终爆发了战争。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秦、齐两国虽名义上与晋国同一战线，却自始自终未发过一兵一卒。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晋文公除了按照之前的承诺退避三舍外，在两军开战前，还对晋国内部军队制度进行了新一轮革新，即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军六卿”制。
晋文公的“三军六卿”从实用性的角度上讲，并不算一个全新的创举。这个时期所说的“军”，与后世的理解不尽相同。根据《周礼》，“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说白了，就是变着法扩编军队，增加晋军战斗力。这招在晋献公时期就用过，在晋献公“灭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过程中，就曾将晋国军队扩编为两军，自己率领一支，太子申生率领一支。
晋文公的“三军六卿”之所以能成为改变晋国命运的创新，主要还是让逐渐替代公族行政的那批卿大夫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安心给晋文公打工，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不过，为了防止一人的权力独大，晋文公也为这套制度上了保险。如晋文公初设三军时，以郤榖将中军，郤溱佐之。郤氏在军中执掌大权，但在朝中，却以执政大夫狐偃为首。而在军中，身为上军佐的狐偃就不得不服从郤榖。这样的人事安排，作用在于政、军交织，相互掣肘。
凭借着以郤榖、狐偃、先轸为首的第一代三军，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楚国，成就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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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齐桓公一代而霸不同，晋文公执政的时间不长，但晋文公打造的这套体系，却保障了晋国百年霸业。
在晋文公之后，凭借这套体系，晋襄公在崤之战、彭衙之战中阻挡了秦军东出的步伐，又在汦水之战中进一步遏制楚国北上的脚步，将晋国的霸业推向顶峰。
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用久了，相对应的问题也就愈发明显了。
由于晋国对卿大夫的政策倾向，再加上三军六卿之间权力互相交换，久而久之，晋国政坛实际上就是那几个最有权力的卿大夫说了算。在国君强势时，他们都还能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一旦关系双方有一方处于弱势，卿大夫之祸就如同过去的曲沃篡位。
因此，在晋国称霸之后，并非所有的国君对这些卿大夫都是好脾气。从晋襄公之后的晋灵公开始，晋国就陷入了国君与卿大夫争权的局面。由于晋灵公在位期间不行君道，荒淫无道，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晋国的执政大夫赵盾(赵衰儿子)杀了国君，另立新人。
在赵盾的主持下，晋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卿大夫重组的六卿名单出炉。在这份名单里，除了中规中矩的荀林父(荀息后人)外，其他都是赵盾信得过的人。
赵盾僭越君权的做法，虽一时爽，然实际给赵氏灭门埋下了伏笔。后在赵庄姬(赵盾的儿媳)告发下，晋景公将屠刀伸向赵氏一族，可怜曾经辉煌的赵氏，仅剩一个赵氏孤儿。
而卿族的独大，除了给晋国国君带来夺权的担忧外，“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势必让卿大夫之间展开权势的争夺。
从赵氏开始，卿大夫们在晋国的政坛上相互攻伐，一步步侵吞晋侯的势力。到了春秋末期，晋侯一位早已形同虚设。经过多年的权力斗争，晋国大权也归韩、赵、魏、智、中行、范六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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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六家当中，中行氏、智氏皆为荀息之后，其中中行氏的先祖就是荀林父，荀林父又称中行桓子。范氏是士蒍的后人。仅有韩氏是少数逃过了晋献公屠刀的晋国公族后人。
身为晋国实力前六强，他们其实都有共同的目标——废晋侯。但在最终主宰天下前，他们还得再争一下，分出彼此的高低。
六家中实力最强的智氏首先发难，联合赵氏，将范氏、中行氏赶出晋国。紧接着，双方关门打狗。凭借实力的强大，智氏要挟相对较弱的韩、魏两家组成同盟，对抗赵氏。但智氏本身就有独吞天下的想法，过早表露出自己与韩、魏两家之间的等级高低，最终，在赵氏摆出灭了智氏三家共分晋国的协议下，韩、魏阵前倒戈，智氏被灭。
在这场战争中，晋侯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好歹他还是名义上的晋国正统，对于想谋求周王室承认的赵、魏、韩三家而言，此时还不是摒弃晋侯的最佳时机。在赵、魏、韩的共同“庇护”下，晋侯又过了几十年和平日子。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赵、魏、韩三家为侯，晋侯自然成了那枚“弃子”。公元前376年，赵、魏、韩三国瓜分了晋国公室仅有的土地，废末代晋侯晋静公为庶人。
20多年后，晋静公被韩王派刺客暗杀在流亡途中，晋国彻底归于无有。
但天下，比以前更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