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府建立的历史意义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中央政权在这里开始行使主权。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并屯田,统计当地户口,推行汉朝的政令等等,都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它由此奠定此后历代中央政权管理西域的基础。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的日益增多,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同时也增进了西域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各地对中央政权的认同。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西域局势发生动荡,但西域一些小国仍派人至中原,请求中央政府派遣西域都护,反映了西域诸国对中央政权的信赖与对中央政权的忠诚。甚至在东汉灭亡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许多城邦国仍保留着汉朝颁发的印信。

由于汉朝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而在统一西域后,这对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及熟练的劳动人手,都给西域地区带来了新的因素,从而促进了西域本地经济的发展。

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是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它使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之间产生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从而使西域地区的区域经济纳入到整个汉朝的经济体系之中。

随着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制度对西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龟兹王绛宾从中原返回龟兹后,将中原的礼仪制度带回龟兹并加以实施。而西域地区的音乐、舞蹈也传入内地,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首先是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

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匈奴是个奴隶制国家,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目的是向各国勒索奴婢和财物,“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后汉书·班勇传》),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

汉开西域后情况迥然不同,诸国不需向汉贡赋纳税,汉派驻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员,其给养供奉完全取之于屯田和内地朝廷,不要各国负担。同时,内地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冶炼工业等由此而传播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汉朝的统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也符合于各族人民的愿望。

因此,西域各国“不乐匈奴”而“慕汉”。每当汉不在西域设置都护,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西域诸国无不“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后汉书·西域传》),热切地向往着内地,希望能重开玉门关、阳关,恢复汉的管辖。

西域都护府使被匈奴切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发展,畅通无阻,各国人民在这条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谊的种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内地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生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东西方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

汉西域都护府这种管辖方式,也为中国后世王朝开创了先例,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东西商路的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广大地区的交流,以及对西域地区的管理。